花亦芬專欄






         在歷史與藝術文化裡遠眺星辰

2017-01-31

從米開朗基羅親手寫的助理發薪表談起

Filed under: 宗教史,歷史教學研究,藝術與文化 — 花 亦芬 @ 12:44:56

在佛羅倫斯的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 Buonarroti, 1475-1564) 故居紀念館(Casa Buonarroti)文獻室裡,收藏著米開朗基羅從1524年3月至1525年8月每週固定親手寫下的助手工作日數表,作為他每週的發薪紀錄。在這段期間裡,米開朗基羅在佛羅倫斯專心創作梅迪西(Medici)家族委製的梅迪西家族禮拜堂(Medici Chapel)雕像(圖一),並負責設計、監造羅倫佐圖書館(Laurentian Library, 圖二)。

Medici Chapel

圖一  佛羅倫斯梅迪西家族禮拜堂新聖衣室。

聖羅倫佐圖書館

圖二 羅倫佐教堂

 

米開朗基羅不僅是不世出的藝術奇才,也是傑出的藝術行政總監。在他的故居紀念館文獻室裡,收藏著許多他親手寫下來的帳目資料,讓後世的我們得以從另一個面向清楚看到,這位在雕刻、繪畫、建築三個領域都留下曠世鉅作的藝術大師,儘管脾氣火爆,性情上卻也有相當溫暖、慷慨的一面,因此有不少優秀匠師願意長期跟隨他工作。

尤其當他成名後,承接的都是大型創作案,不管在羅馬或是佛羅倫斯的工作坊裡,米開朗基羅聘任的助理人數都不少。這與電影《萬世千秋》(根據美國作家Irving Stone的小說The Agony and the Ecstasy 拍攝而成)極力想將他刻劃為孤獨的創作天才大不相同。成名後的米開朗基羅一直是帶著人數可觀的助理一起工作。他對助理的素質相當挑剔,然而,一旦獲選進入他的創作團隊,他待助理如同家人,幾乎認得每一個人。

米開朗基羅其實不必事必躬親到親自登錄助理的發薪紀錄。一直有不少人勸他,這種事找個做事細心牢靠的人代勞就好。但在這方面,他像個傳統的工作坊工頭或領班,不僅明細寫得清清楚楚;有時為了節省紙張,甚至還會把一張紙用來寫兩週的紀錄(圖三)。

米開朗基羅薪水單一

圖三 米開朗基羅手寫的助理發薪表(1524年5月7日與14日)。

引自:William E. Wallace. Michelangelo at San Lorenzo. The Genius as Entrepreneur, p. 108.)。

 

從1524年5月7日與14日那張記錄表(Archivo Buonarroti, Florence, I. 39. 圖三)來看,5月7日(週六)那天,米開朗基羅發薪水給19名匠師,那一週他們每人工作4個整天;5月14日發薪那一週,每人則工作6 個整天。在名單下面,米開朗基羅還寫下,每個人的日薪是20 soldi (20 soldi可換算為當時的1里拉lira。7里拉= 1 佛羅倫斯金幣florin)。此外,他還寫下,付員工薪水的錢是從Saviati銀行付款部經理Giovanni Spina處獲得,這些員工的工作是協助他雕刻梅迪西禮拜堂新的聖衣室(sacristy, 圖一)裡羅倫佐(Lorenzo de’Medici)與朱利亞諾(Giuliano de’Medici) 兩位公爵的雕像。

從其他資料還可以看到,名下有房產的米開朗基羅也喜歡把自己在郊區的房子以低廉的租金租給外地來的員工,一個月房租往往只要30 多soldi,大概不到 一天半的日薪。

隨著米開朗基羅的工作量越來越大,需要聘僱的助手也越來越多。尤其自1525年3月起,他同時負起設計、監造聖羅倫佐圖書館的任務,需要的人手一下子大增。我們可以從他接下來所寫的員工發薪表清楚看到,他在這段時期前後總共聘僱了168名刻石匠師,4名專門鋸大理石的工匠,3名金屬工匠,以及3名雜役工人。有趣的是,米開朗基羅依然堅持自己親手寫下員工發薪表。因此,我們可以從1525年6月23日的紀錄看到,他自己用鵝毛筆在兩張紙上,密密麻麻(別忘了,不時要沾一下墨水)寫下了104位助理的名字,以及他們個別的工作日數(Archivo Buonarroti, Florence, I, 62, folios 2 verso-3 recto. 圖四)。

 

米開朗基羅薪水單二

圖四 米開朗基羅手寫的助理發薪表(1525年6月23日)。

引自:William E. Wallace. Michelangelo at San Lorenzo. The Genius as Entrepreneur, p. 109.3日)。

 

終於有一天,米開朗基羅難以再挪出時間來抄寫這麼冗長的助理名單了。從1525年8月6日起,他把這項工作轉交他人來負責。

從另一個面向來看,米開朗基羅助理發薪名單上的名字,提供我們瞭解文藝復興時代歐洲人姓名及其社會文化關係的寶貴資料。整體而言,根據男性聖徒之名來命名的名字,如Giovanni (John), Pietro (Peter), Raffaello (Raphael),是當時一般人相當愛取的「菜市場名」。除了名字外,受薪名單上有不少人是以「綽號」或「暱稱」被登錄上去。例如:1525年5月21日的發薪單上,就有兩名員工的名字是寫為「左撇子」(el Mancino)與「美麗的臉頰」(el Belle Gote)。根據藝術史學者William E. Wallace的統計,在米開朗基羅為梅迪西禮拜堂與聖羅倫佐圖書館工作期間,約有1/3至 1/2的助手名字是用綽號或暱稱登錄在發薪表上,其中不乏帶著諧謔、甚至含有當時社會偏見的稱號,如神父、修士、教士、黑人、土耳其人、敵基督者…..等等。

直到十七世紀,歐洲人才普遍都有「姓」。在此之前,很多人都只是在出生後接受洗禮時,根據出生時的聖徒紀念日(saint feast day)或是長輩崇敬的聖徒之名獲得自己所屬的「教名」(Christian name)。他們一生的紀錄大概也就出現在自己所屬教區教堂對他們出生、結婚、死亡簡短的紀錄上。相較之下,佛羅倫斯在這方面有許多其他的豐富史料。除了自十三世紀初起,各行會(guild)有自己的會員名冊外, 1427-1430年間,佛羅倫斯對自己統轄區域進行了相當徹底的人口與稅收普查(catasto)。當時填報資料的家戶數有60,000戶,共包含 260,000人。從戶長的名字來看,其中男性約有53,000人,女性約有7,000人。這些資料提供我們瞭解當時人姓名極為難得的史料。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人人在出生時都得到一個「教名」,但是這個「教名」不一定跟著這個人一輩子;此外,當時人還不時喜歡更改自己的名字。在行會紀錄上,我們可看到,1225年佛羅倫斯絲織業行會的名冊上,有人乾脆把自己的名字登記成「無名氏」(Senzanome, 英文:”without a name”)。在其他資料上,也可看到,有人登記的名字是「喝酒的」 (Trincamusta, 英文:“wine-drinker”)、或「半個鄉下人」 (Mezovillano, 英文:”half a peasant”)。從這些資料可以看出,中古時代的人並不太把「教名」拿來終生使用,他們另外取名的來源則相當繁多(例如,文豪但丁的名字Dante或是聖方濟的名字Francesco都與基督信仰無關;有些名字的意涵則類似於中文的「來福」Benvenuto, Bencivenni);有些名字也不一定取得一板正經,而且不時還會加以更動。

到了十五世紀以後,隨著佛羅倫斯發展成當時歐洲的商業與藝文重鎮,規規矩矩用一個正經的基督教名字來代表自己日益成為趨勢。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當時人對古希臘羅馬歷史文化的研究興趣日增,卻很少反映在名字的選用上。根據1427年佛羅倫斯人口普查所收錄的名字來看,前15個男性最常用的名字裡有13個採自男性聖徒之名。此外,還常出現類似像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這個名字的組合方式——結合大天使Michael 之名再加上Angelo (天使)一字。

為什麼十五世紀的命名會產生跟十三世紀不一樣的趨勢呢?從目前的研究來看,應該與邁向都會化的過程中,公部門越來越希望公民用「正經像樣」的名字來稱謂自己,而且也開始立下規範要求他們不可隨意改名有關。另一方面也可能有越來越多人希望透過採用與聖徒相關的名字,來讓自己在各方面獲得比較多的庇佑。換句話說,在日益都會化的生活裡,有不少人在心理上越來越期待從宗教信仰上獲得有形或無形的支撐。這樣的現象也清楚表現在離佛羅倫斯不遠處的一個小鎮 Pistoia。歷史學者David Herlihy就指出,1219年,Pistoia最常採用的男性「菜市場名」,前20名裡,只有5個是從基督教聖徒之名而來;但是到了1427 年,根據當時填寫的人口普查資料來看,前20個「菜市場名」裡有18 個是從聖徒之名而來。

米開朗基羅所寫的助理發薪表反映出來的,是一群與採石、石雕相關的職業社群之名,這些匠師的名字與基督信仰相關的,比例沒有超過一半;但是,比起中世紀來,採用聖徒之名作為自己名字的比例已經增加不少。

從以上所談的這些現象可以讓我們看到,十三世紀的佛羅倫斯人並不像一般所想像的那樣「中古」、那樣「基督教化」;同樣的,十五世紀、十六世紀初的佛羅倫斯人(包括週邊城鎮來此工作者),也不像一般所想像的「文藝復興」是那麼地「世俗化」。

傳統的歷史教育喜歡把不同時期的歷史貼上標籤,像是生物標本般分門別類有著清楚的框框架架,然後在這些既定框架上繼續建立論述。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史學尤其喜歡透過這些分門別類好的標籤來談論「東西文化差異」、或是「歷史分期」的問題。這些做法都缺乏好好去反省這些被操作得很「理所當然」的標籤本身是否有不少問題?也沒有去看到,這些標籤當初在被創造時,背後往往有著為了鞏固「我者認同」(不論是出於國族意識、還是假學術之名的意識形態建構),刻意去刻板印象化「他者」的企圖。

San Lorenzo

圖五 米開朗基羅留下的「未完成作品」:聖羅倫佐教堂(San Lorenzo, Florence)的正門牆面。

 

如果我們願意用更開闊的眼光回頭好好細看各種時空下人的存在,應該可以看到許多異於傳統刻板印象的活潑歷史。只有跳脫教條式被分類好的歷史詮釋框架,我們也才有機會看到,各式各樣的人究竟如何在當時的生活處境下真實地活著?他們如何在有血有肉的奮戰與困頓之間擺盪、徘徊,如何不斷尋找可以安頓自己的空間、開創自己認為值得肯認的生命意義?

只有當我們願意用開放的心態重新看歷史時空裡真實活過的人,我們才有足夠的彈性看到為創作苦思的米開朗基羅,如何在百忙中,每星期仍不厭其煩地填寫助理發薪表。此外,也才能更進一步讀懂他在1522年所寫的一首詩。在詩裡,這位被視為不世出的「文藝復興通才」,藉由「廣闊的大海」、「渴慕的靈性高峰」、以及「回不去的生命原初」三個意象,清楚說出自己作為一個凡人行於人世時,常常深刻體悟到的無限與有限:

大海與山,伊甸園門前躍動著火焰的劍:

這些一起交織出我所存活的世界。

(Il mare e ‘l monte e ‘l foco colla spade:

in mezzo a questi tutti insieme vivo.)

 

 

參考資料:

David Herlihy. “Tuscan Names, 1200-1530.” Renaissance Quarterly 41,4 (1988): 561-582.

William E. Wallace. Michelangelo at San Lorenzo. The Genius as Entrepreneu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原文刊載於:《台大校友雙月刊》109期,頁16-21。PDF版連結在此:從米開朗基羅親手寫的助理發薪表談起

 

 

2016-11-18

我的大學生涯與台灣的八〇年代

Filed under: 心靈小記 — 花 亦芬 @ 23:23:38

我這一生如果有一個跟大多數人不一樣的生命經歷,那就是我讀過兩次大學。第一次是1983-1987年在臺大歷史系就讀;第二次是自1989年起,在德國科隆大學從大一起重新讀大學,直到獲得藝術史博士學位。這兩次讀大學的經驗很不同。但是沒有在臺大四年累積出來的旺盛求知慾,德國求學十年的歲月,大概很不容易以著破釜沈舟的決心,耐心完成漫長艱辛的學術訓練過程。

大學時代的我

大學時代的我

自小因為酷愛文學創作,不管是親友或是自己,大概都覺得,文學創作應該是我這生會走的路。剛進臺大歷史系時,也因此並沒有立志要當學者。很幸運的是,大一大二時的系主任蔣孝瑀老師,是當時政治文化氛圍下,在思想上難得非常開闊通達的師長。我依然記憶猶新,洋溢著英國紳士風采的他,在對我們大一新生的開學談話時說,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快樂」。沒有誰比誰高尚,人與人之間因為互相敬重而能建立友誼,是讓自己可以真正快樂的要素之一。

大學四年,因為種種不湊巧,我沒有機會修到蔣孝瑀老師開的英國史。反而是在畢業後,留在系上當助教那兩年,才有機會旁聽他的課,也開始跟他有天南地北閒聊的機會。蔣老師特殊的家世背景並沒有讓他懷抱大中國思想,反而非常支持台灣往民主化的方向發展。在當時,這讓他承受了不少壓力與攻訐,但也讓我在他身上真正看到知識份子不刻意張揚的風骨、見識、與淡泊。在威權政治統治期間,他沒有走向著作等身、博取學術榮耀的路。但在1987年夏天解嚴後,台灣政治處於轉捩點的關鍵時刻,他是真正啟發我深刻去看到,台灣民主發展難以迴避的艱難歷程;而我又該如何用平常心一步一步往自己認為有意義的方向邁進。

大一新鮮人階段令我印象深刻的師長,還包括當時的校長虞兆中先生。剛進台大時,我有時會一大早就到學校晨讀。天氣好時,就坐在椰林大道上讀書。印象最深刻的是,曾經很幸運地被虞校長遇過兩次。他一大早走在校園裡,看到我坐在椰林大道上讀書,很親切地走過來,問我在讀什麼?讀後有什麼想法?小大一早晨讀書被校長遇見,啊,除了很驚喜外,能有兩次機會跟他當面談自己讀書的感想,是很大的鼓舞啊!這兩次偶遇也讓我日後對虞校長有著很不一樣的記憶。感念他願意走在校園裡,實際了解學生真實的求學情況,也真切地關心大學新鮮人如何摸索著走上知識學問的路。

大四時選修哲學系張柯圳老師的「西洋美學導論」與「黑格爾美學」,則紮實地為我打下西方美學理論的基礎。張老師早年留學德國,西方古典語文基礎極佳。他雖然因為當時台灣的經濟環境限制,沒有辦法在德國長期奮戰到獲得博士學位;回國任教後,也不求在當時黨國體制控制下(尤其是台大哲學系事件發生後)的文學院環境與人爭鋒求榮。但在當時,願意下苦功好好讀書的學生都知道,在臺大,如果真的想進入西洋古典哲學的堂奧,按步就班跟著張老師讀書,是最好的入門之道。

張柯圳老師上課時,非常沈浸在專心講課的思緒中。不但沒有一句閒話,除了回答學生提問外,也不會刻意跟學生有什麼互動,分數給得相當嚴。這種類型的老師,今天在台灣的大學校園應該是很難生存。我在大四上時,他開「西洋美學導論」,講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與尼采的美學;下學期則開「黑格爾美學」。我很認真地修了這兩門課,仔細讀了張老師指定的所有閱讀教材,並整理出一本條理相當清楚的筆記。兩個學期的美學課修下來,張老師都給了我他難得給出的高分。張老師的肯定讓我很雀躍,對自己可以讀進西洋文化裡深奧的思想作品感到有一種信心。但是,張老師的課真正讓我感到深深受益,則是等我到德國讀書之後。在德國求學的過程中,很常閱讀到、或需要處理到跟美學思想相關的論述。過去上張老師課打下的良好基礎,讓我碰到相關問題時,都能沒有阻礙地理解或參與討論。這讓我更深深感謝這麼一位不媚世討好的良師,在當時的台灣,為了培育下一代,默默堅持的付出。

在臺大讀大學四年期間,整體而言,我雖然翹課不少,但是花在總圖與文學院圖書館讀書的時間極多。寒暑假期間,扣除掉旅行以及與朋友聚會的時光,幾乎每天都到學校圖書館讀書。我從大二修了兩門藝術史的課後,對這門知識產生極大興趣,因此自行安排了有系統的深讀計畫。除了閱讀厚重的西洋藝術史專書外,也將中國古籍裡的畫論與畫史仔細點讀過一遍。此外,還開始跟外校美術系的老師習畫,每週固定上課直到出國留學才停止。

在學校讀書時,我極愛舊總圖散發著昏黃閱讀燈光的氛圍。文學院圖書館因採開架式,更便於盡情瀏覽館藏所有的西洋藝術史與文化史書籍。當時的台灣,西文原裝書還不是很多,原文書有不小比例其實都是書商盜印來的。我因常借內有彩印圖片的西文原裝書閱讀,還記得有一次借到被文圖的館員擋下。當時我指著書底封面上黏著的借閱單說:「這些書都是可以外借的啊!」她的回答實在很奇妙,但在相當程度上卻也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台灣對學習西方歷史文化不自覺自我設限的心態:「這些書裡面都花花的(意指有不少彩印圖片),弄丟了怎麼辦?很少人借這種書讀,放在圖書館裡面保管就好,你為什麼要一直借?」

應該是看到當時的文史學習環境大體上仍缺乏高等教育對廣闊世界的探討應有的開放,我在大三下學期開始思考準備出國留學。自小在家看爸爸讀德文,對這個看起來很複雜的語言一直懷有高度興趣。大二起,跟隨外文系鄭芳雄老師學德文,一路學得非常順利、愉快。大二、大三上完中高階文法後,大四接著上鄭老師在外文系開的「德國文學作品選讀」。他是我在大學時期修課修最多的老師。鄭老師在慕尼黑大學完成學業後,又到奧地利待了幾年才回國任教,對台灣當時的政治文化有不少語帶詼諧的批判。在解嚴前他的課堂上,我開始意識到,二戰之後的西德文學家如Günther Grass, Heinrich Böll等人,如何透過對歷史與社會現況的反省批判,辛苦摸索著如何讓德國走出跟過去不一樣的路。

為了等候外子(當時的男友)完成台大博士資格考前必須修畢的課程,好一起到德國,大學畢業後,我先留在系上當了兩年助教。這兩年期間,除了有機會去旁聽蔣孝瑀老師的英國史外,也讓我有機會與張忠棟老師、鄭欽仁老師及張秀蓉老師有比較多接觸的機會,十分感謝他們對我的照顧與愛護。教美國史的張忠棟老師在1987年7月擔任「台灣大學教授聯誼會」第一任理事長。當初這是他與台大有志為台灣民主自由付出的老師一起籌組的校內團體。適逢解嚴之初,當時政治情勢仍相當緊張、渾沌。剛好那時我開始在系上擔任助教,張忠棟老師私下拜託我,每次教授聯誼會利用學校午休時間開會時,到場幫忙做會議記錄。就這樣,我從旁靜靜地看著解嚴後為台灣民主發展出力甚多的「台大教授聯誼會」最早期的發展。

解嚴前後,台灣政治氛圍在充滿拉力之中,快速地產生質變。這也反應在不同朋友個人生命歷程的轉變上。大一那年,聽一位想要參加學代會長選舉的朋友說起,自己如何面對國民黨校園黨部試圖搓圓仔湯,要他退選讓賢之事。聽了真是讓人睜大眼睛,非常訝異才大二的他,竟然就親身體會到威權體制下權力佈局的現實。

低我一屆,跟我很談得來的學妹林滴娟,則被一位台灣著名的女權運動前輩驚嚇到。這位前輩出於偏袒私己的想法,親口要求她,日後應做好相夫教子的工作,不可謀求自我發展。這讓滴娟受到很大的刺激,開始積極走上反抗權威的路。這位從雲林來的女孩,原本過著極為單純的校園求學生活。然而有一天,她突然告訴我,已經參與政治活動好一段時間了。1989年,鄭南榕自焚時,她在臺大發起靜坐活動聲援。當時快要離開台大助教工作的我,雖然提醒她要注意自身安全,但是心裏也很清楚,這位當年帶著一臉羞怯北上求學的女孩,已經為自己的人生做了選擇。到德國後,陸續從中文報紙上得知,1994年滴娟以28歲青春之姿選上高雄市議員,成為議場上活躍耀眼的反對黨新生代;然而,四年後,她卻不幸在中國遭到綁架喪生。滴娟的英年早逝,除了讓我震驚難過外,也對台灣社會習以為常的大老文化有很深的感慨。

比滴娟再小一歲的汪平雲,則是在我當助教的第一年從數學系重考進入歷史系就讀。他是個相當聰敏、又有豐富思考批判力的青年。因為比一般歷史系新生成熟許多,有空時常喜歡找我聊天。當時我總覺得,這樣有理想的聰明人,日後應該會為自己撐開一大片天空來揮灑。2002年,我剛從德國學成歸國兩年多,很訝異地在新聞媒體上看到被視為「外省第二代」的他步入政壇工作的消息。當時心裡想,後來又轉系念哲學、接著又改念法律的他,會走上從政的路,一定是有深切想要改革現實政治的決心。雖然很久沒聯絡了,但在2007年從電視快訊上得知他突然過世的消息,心裡仍感到非常不捨。為台灣失去一位正直、又勇於實踐理想的人才感到惋惜。

這些就是八〇年代的台灣帶給當時在台大生活了六年的我,生命記憶裡的一些難忘的切面。一方面我在知識與書本裡,觸及到一個浩瀚的世界,終而下定決心離開台灣,到德國從頭好好學習他們的治學之道。但在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台灣本身就是個波瀾壯闊的世界,而且連動到八〇、九〇年代全球許多國家一起走向讓威權政治解體的時代大浪潮。

1987年6月13日當我畢業那天,椰林大道上洋溢著快樂的畢業氣氛。當時誰也沒想到,一個月之後,7月15日,台灣突然宣佈解嚴。同樣令人難以預料的,則是在兩年之後,也就是1989年6月,當我正要告別助教工作,前往德國讀書時,中國發生了六四。那年台大畢業典禮那天,跟兩年前大不同,椰林大道上掛滿了白布條,為了聲援天安門前大批無辜犧牲流血的中國大學生。

1989年9月24 日當我抵達西德的科隆讀書,萬萬沒想到,一個半月後,11月9日,柏林圍牆竟然倒塌了。走過台灣八〇年代的風起雲湧,當我在德國的九〇年代重新開始讀大學時,整個中東歐進入另一個捲起千堆雪的歷史巨浪中。

青春不是一本匆促的書。我跟自己所屬的一些「五年級」世代的朋友,在八〇年代台灣成長的經驗,讓我們對可以就事論事、大家平起平坐好好講理的民主自由台灣,懷有一種願景,希望我們所摯愛的家鄉,不要一直停留在被「偉人化」、「英雄化」、「大老化」的少數人之私心不斷輪流壟斷的老路。雖然一路走來,幾位曾經相惜的好友提早殞落,但在我心中,他們當年勇於思考批判、勇於走出舊框架的青春煥發,仍不斷紀念著我們一起成長時曾經有過的共感。而我個人,從台大出發,選擇了一條人煙較少的長路走,徐徐而行繞了很大一圈重新回到台大,在校園許多角落裡,經常想起,在八〇年代不知不覺中與台灣根本上的大翻轉相遇的點點滴滴。

相遇的也是過去三十年的時光,但不是難再重拾的心境。生命的如歌長行,不在於仰賴年輕時不顧一切快速拾得許許多多來囤積,而在於學會翦除自己心中難免會浮現的壁壘,免得它們抵擋愛、抵擋自我挑戰、抵擋將心胸敞開,終至陽光很難再照得進來。

八〇年代曾在臺大仰望過美——藝術的美,文化的美,台灣民主自由煥發的美。三十年後,則是低下頭捲起袖子來好好做事,好好教書,好好寫書——為了三十年前曾經那樣深情地仰望過美,懷想屬於台灣可以開朗地走向世界的,廣闊深邃。

 

原文刊於:《台大校友雙月刊》108期(2016年11月),頁17-21。

原文連結:花亦芬:我的大學生涯與台灣八〇年代

2015-11-15

當那個時刻還沒有到來…..

Filed under: 歷史教學研究,藝術與文化 — 花 亦芬 @ 00:58:56

花亦芬

九年前,當我譯註完十九世紀瑞士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的經典名著《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Die Kultur der Renaissance in ItalienEin Versuch)後,特別寫下一篇長文〈寫給故鄉的書〉作為本書的導讀。文章最開頭引用了布克哈特寫過的的一句話:「對故鄉癡心頌讚之餘,另有一樁本質完全不同、但任重道遠的國民義務:就是將自己培養成有見識的人,以追求真理與親近熱愛文化作為人生第一要務」,以此點明這位史學家的思想所以恆留典範的原因。

義大利-文藝復興─封面書衣 拷貝

筆者譯註之《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書衣。

 

不像一般所認為,備受尊崇的學者往往是跟隨者眾,布克哈特一生非常淡泊。十九世紀末期,歐洲各地國族主義張狂、德國軍國主義聲勢尤其甚囂塵上。在瑞士巴塞爾(Basel)大學任教的布克哈特,原受邀到當時歐洲最著名的高等學府––柏林大學––接任最高榮譽的歷史學教席,但他卻婉拒,選擇留在自己家鄉巴塞爾教書。他不斷透過大學課堂的授課以及各種市民講座,在瑞士飽受強鄰壓境之苦的年代,陪伴自己家鄉子弟與同胞,安靜而有深度地認識各種歷史、文化、藝術。

《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在1860年出版時,印製了750份,卻花了九年才售罄。因此,布克哈特一直要等到1869年才有機會為初版做修訂。日後,這本書也讓他成為舉世推崇的史學大師。然而,在生前,布克哈特真正面對的,其實是自己家鄉同胞對知識學問的熱情並不如自己所期待,就像辛苦寫就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並沒有在當時的瑞士社會得到廣泛迴響那般,他心裡對此有不少挫折並不難想見。然而,即便如此,他仍一本初衷,默默地在自己家鄉認真教學、認真準備各種對社會大眾的演講。從沒有想過要以短線操作的方式,領一時風騷。

在布克哈特心中,學習歷史如果能讓世界更美好,不是因為我們可以依據特定史觀、或特定學者的著作來改變世界。而是在具有高度啟發性與反省深度的歷史教育陶冶下,讓社會上有越來越多人願意認真看待人文思考對建構健康社會的重要意義。換句話說,這個世界之所以能產生正向的改變,不是任何學者或特定學說思想透過政治力的催化,在短時間內,產生了強勢的影響;而是因為許許多多的個人在開放式的教育啟蒙下,樂於將自己發展成具有獨立理性判斷力的人。在他心目中,一個社會如果不斷地只想在短時間內藉由特定強人領導,來得到所謂「快又有效」的答案,但國民卻沒有養成理性討論的習慣與能力,最終都只是在自掘墳墓。因此,對布克哈特而言,一個社會是否能喜歡知識文化、喜歡討論對談,攸關這個社會是否能建立優質的公民主體性。眼見自己同時代的學者常常以國族主義為號召,從史學、政治學、生物學、醫學….各種角度,提出不少自我崇高化、但卻不斷壓制異己的「學問」,布克哈特在深感不以為然之餘,決定發揮「異議知識份子」的文化良知,來與主流學界那些熱衷操弄意識型態的學術風氣抗衡。

然而,布克哈特的作法不是拉高聲貝來對抗;反之,他從不以「權威」的姿態著書立說。就像《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一本嘗試之作》的書名所示,他提醒讀者,這只是他個人在從事歷史詮釋時的一種嘗試,或只是他個人對某些特定歷史面向所做的思考。因為他不認為歷史學者有權宣稱自己的詮釋是終極定論,所以他給了這本書一個不尋常的副標題:「一本嘗試之作」,以此告訴大家,他對義大利文藝復興勾勒的歷史圖像,不是「唯一的真相」,而是作為大家更進一步從多元角度觀視、討論的思考分享。

布克哈特這種做法,在十九世紀「科學式史學」(scientific historiography)一心追求「真相只有一個」的年代,完完全全是異議之論;但卻對二十世紀下半葉與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史學,帶來相當可觀的啟發。最近剛來台灣訪問的著名義大利文藝復興史學者Carlo Ginzburg (1939-),就曾談到自己對歷史書寫的看法:

我一直努力追求,希望將自己研究過程中感受到的不確定性,透過書寫的文字表達出來。也就是說,我試圖去刻劃自己感到猶豫的地方,好讓讀者可以自行做判斷。歷史寫作應有志於去呈顯歷史書寫本質上具有的「民主性」。而這裏我所謂的「民主性」是指,應該允許從外部來檢證所提出來的論述是否合理;但同時也提供彈性與空間,讓讀者參與得出結論的過程、以及一起思考可以得出哪些結論。

(It has always been my ambition that the uncertainty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should come through in what I write – I try to portray my own hesitation, so to speak, to enable the reader to make his own judgement. Historical writing should aspire to be democratic, by which I mean that it should be possible to check out statements from without, and that the reader be a part not only to the conclusions arrived at but also the process that led to them.)[i]

布克哈特喜歡將自己寫的書視為是提出自己的見解,供大家繼續思考、討論的做法,也明顯見於他過世前一年(1896)悄悄寫下的一本小書:《從魯本斯而來的一些懷想》(Erinnerungen aus Rubens)。這不是一本有關十七世紀上半葉享譽全歐的畫家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 1577-1640)藝術成就的介紹專書。布克哈特在臨終前一個月特別交代想為他出版此書的外甥Carl Lendorff,等到他過世後再將此書出版。他輕描淡寫地說出自己的心意:「這本小書在巴塞爾多多少少還可作為餽贈的禮物來銷售。」

Erinnerungen aus Rubens

瑞士與德國於2006年聯合出版評註版的《從魯本斯而來的一些懷想》(Erinnerungen aus Rubens)。

 

餽贈什麼樣的禮物?面對十九世紀末,歐洲四處瀰漫著劍拔弩張的時代不安,布克哈特選擇魯本斯作為自己最後寫書的題材。他挑選了魯本斯生命中一些特別有啟發意義的面向,來跟家鄉同胞分享自己的臨別感懷與贈言。布克哈特沒有擺出大老之姿來訓示後輩,更沒有要大家記得他曾經做出什麼貢獻、或寫過什麼有名的書。他也沒有去談大家在講到魯本斯時常講的一些重點:例如,與基督新教對抗的「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或十七世紀羅馬教廷大力提倡的「巴洛可藝術」(Baroque art)。反之,在《從魯本斯而來的一些懷想》這本小書裡,布克哈特跟大家談,何以享譽全歐的魯本斯會放棄到大都會或強權統治者宮廷發展的大好機會,寧可選擇回到自己家鄉––今天比利時的安特衛普(Antwerp) ––安居創作;而魯本斯在故鄉定居,對安特衛普而言,又有什麼意義。

Rubenshuis

魯本斯位於安特衛普的家與畫室(Rubenshuis, Antwerp)。

 

魯本斯活躍的時代正是歐洲「宗教戰爭」頻仍的亂世。來自各國的強權爭勝者紛紛以捍衛正統信仰為名,遂行軍事與政治上肉弱強食、殺戮併吞之能事。不少以正義之師為號吸引眾人投奔的崢嶸要角,最後卻讓大家失望地看到,他們不顧蒼生安危,只顧伸張己利的顢頇。這是歐洲史上令人驚懼的一頁:以宗教為名、以軍事政治擴張為實的「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布克哈特正是以三十年戰爭為背景,談魯本斯與家鄉安特衛普的關係。

Los_horrores_de_la_guerra

Peter Paul Rubens. 《戰爭的後果》。1637-1638. Palazzo Pitti, Florence.

這是魯本斯在「三十年戰爭」期間所畫的重要代表作。布克哈特認為,魯本斯想透過這幅畫表示,那個時代因為人文關懷完全被踐踏在地,因此長期陷入戰亂。

 

在十六世紀末之前,安特衛普因為境內有一條可以直接入海的雪爾德河 (Scheldt),成為西歐最重要的海港城市以及數一數二的富裕商業城市。然而,到了1585年,荷蘭人封鎖住雪爾德河入海口,以至於安特衛普必須將國際貿易大港的地位拱手讓給新興起的阿姆斯特丹。失去國際大港與經貿大城的地位後,安特衛普人口流失不少,但並沒有因此完全一蹶不振。當地居民努力將自己的城市轉型為藝術文化重鎮,在三十年戰爭尖銳對立的詭譎時代氣氛裡,盡可能維持中立。儘管市民之間對政治與宗教的看法存在不少歧異,但仍懂得齊心支持讓魯本斯這些有高度創造力的藝術家在此安居、自由創作,並為安特衛普培養了不少傑出的藝術後進,可以不斷爭取到重要的國際委製訂單,繁榮安特衛普的經濟與文化。

descent-from-the-cross-1614

Peter Paul Rubens.《從十字架上卸下耶穌聖體》(Descent from the Cross), 1614.

Onze Lieve Vrouwkerk, Antwerp Cathedral.

 

布克哈特在《從魯本斯而來的一些懷想》裡特別提到,當時法國宮廷畫家在創作時,一切都必須依照權臣黎希留樞機主教(Cardinal Richelieu, 1585-1642)的喜好創作,因此魯本斯不願意到他們的宮廷服務。此外,魯本斯雖是天主教徒,但不喜歡受制於教會設下的重重規矩,因此他也不喜歡到擁有龐大教會資源、但卻不斷被許多「教會權威」管束的大城工作。他寧可安居在自己家鄉,自由自在地作畫。正因為魯本斯看重藝術創作應該表現不受拘束的心靈自由,他雖為天主教會創作了不少作品,卻能超越當時新舊教各自堅持的褊狹意識形態,讓自己的藝術成為跨越時空限制的永恆之作。

鼓勵被強鄰環伺的小國國民應該有開闊的見識,懂得以文化創造的主體性與積極活力,來擺脫在政治上不斷依違於不同強權之間的扭曲與困境,是布克哈特留給瑞士美好的遺贈。在他過世後,人們經歷了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巨大傷亡,這時大家才真正了解到,他當年寧可淡泊,也不願跟隨狂飆的國族主義起舞;寧可以異議知識份子之姿,堅持歷史學不該為任何意識形態服務的史識確實深富智慧遠見。

有時我不免自問,花這麼多心血譯註、研究布克哈特,究竟在他的著作裡學到了什麼?答案當然不會是對特定歷史現象的詮釋觀點,因為布克哈特向來看重的是多元觀視。那麼會是什麼呢?我想,可以用他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書裡所寫的一句話來概括:「如果我們對義大利當時那個沸沸揚揚的時代認識不清,我們對歐洲人走過的心路歷程認識就不完全。」從《義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化》到《從魯本斯而來的一些懷想》,布克哈特治學一直在關心,亂世裡,政治爭奪之外,文化如何仍能似錦繁花般被開創出來?這與他自己身處的時代有關;這更與他關心自己的瑞士家鄉作為一個小國,在動盪的時代裡如何穩住腳步,以深厚的人文價值打造長遠的和平幸福有關。

雖然世界上沒有完美的政治、也沒有完美的社會,但看到瑞士今天成為全世界最均權的國家之一,瑞士社會也喜歡透過公投與對公投議題的討論來解決社會上各種爭議,布克哈特應該會有會心的一笑。他看重開放式的討論;他看重公民社會應該放下意識形態的尖銳對立,追求重視人性尊嚴意義的社會共識。看到鄉土之愛能與普世價值攜手並進,而非與誤導人走向戰爭傷亡的國族主義共謀,他應該會有幸福的感受。

儘管在過世半個多世紀之後。

 

原文發表於《台大校友雙月刊》102期 (2015年11月),頁28-32。

原文在此:花亦芬:當那個時刻還沒有到來…..

 

附註:

[i] Gundersen, Trygve Riiser, “On the dark side of history. Carlo Ginzburg talks to Trygve Riiser Gundersen.” Eurozine. http://www.eurozine.com/article/2003-07-11-ginzburg-en.html.

 

2015-02-21

德法新編高中歷史教科書怎麼談「十字軍」(上)?

花亦芬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二十一世紀:網路革命 vs. 極端主義

 

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浪潮,夾帶著智慧型手機帶起的網路革命、與極端主義發動的恐怖攻擊,一起向我們襲捲而來。

這些備受全球媒體高度關注的新趨勢,不禁讓人感到,我們是活在「科技不斷進步」與「歷史宿怨不斷捲土重來」的時光隧道裏,很難完全置身事外。我們一下子被科技新產品快速拉向前;一下子卻又不得不回頭去問,過去沒有真正讀懂過的陳年歷史,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面對急遽變動的世界,重新審視過去歷史教科書的不足,進而提出新的編寫思維與策略,成為近十年來先進國家教育發展的新趨勢。

延續筆者新近所寫有關「十字軍」(crusades)的文章(註 1), 本文將透過介紹一本2011年德法兩國共同編寫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歐洲與世界:從上古至1815年》(Europa und die Welt von der Antike bis 1815),討論如何幫助高中生,從多元面向了解「十字軍運動」。

 

圖1圖 2圖 3

德法兩國於 2007-2011年共同編寫出版的高中歷史教科書Histoire / Geschichte,  

共三冊。

 

這本教科書是由德國Ernst Klett 與法國Nathan出版社共同策劃的套書其中的第一冊。這套教科書提供給相當於我們高一至高二的學生使用。第一冊《歐洲與世界:從上古至1815年》,自上古講到拿破崙革命後的歐洲與世界。第二冊自1815年維也納會議講到二次世界大戰。第三冊自二戰之後講到當代世界與歐洲。

本文所要介紹的第一冊於2011年出版,兩年後獲得全世界最有聲望的教科書研究中心—德國「艾克特國際教科書研究中心」(Georg-Eckert-Institut für Internationale Schulbuchforschung in Braunschweig, 簡稱GEI)(註2)— 頒發「年度優良教科書獎」(Schulbuch des Jahres 2013)的肯定。

 

 

圖4

「艾克特國際教科書研究中心」官網公布2013「年度優良教科書獎」的得獎訊息。

資料來源:http://www.schulbuch-des-jahres.de/preistraeger/preistraeger-2013.html

 

 

《歐洲與世界:從上古至1815年》版面設計與章節安排

 

《歐洲與世界:從上古至1815年》第五章第二節關於十字軍運動的主頁版面對開設計。

資料來源:Europa und die Welt von der Antike bis 1815, pp. 96-97.

 

這本教科書的設計有兩個特點:

第一,在版面設計上,每小節都佔四頁份量。其中包括兩頁對開合看的主頁,以及兩頁對開合看的「資料彙編」(Dossier)

 

《歐洲與世界:從上古至1815年》第五章第二節關於十字軍運動「資料彙編」(Dossier)版面的對開設計。

資料來源:Europa und die Welt von der Antike bis 1815, pp. 98-99.

 

第二,在主頁部分,主文敘述不多,但提供許多文字與圖像史料供討論與思考。每一節主標題下,都附上一個簡短的問題,引導學生透過「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從不同角度來探討該節的內容。

在「資料彙編」部分,則選擇一個與該節主頁內容可互相參照比較、或是可從不同角度深入討論的文字與圖像史料,作為多元觀視複雜歷史現象的補充材料。

 

《歐洲與世界:從上古至1815年》主文如何介紹十字軍?

 

以十字軍歷史為例,這個主題被安排在第一冊第五章第二節。我們先來看這章整體的安排:

 

圖7

《歐洲與世界:從上古至1815年》第五章的節次安排。

資料來源:Europa und die Welt von der Antike bis 1815, p. 5.

 

 第五章:中古地中海地區 — 東西方的相遇

地圖:地中海地區的基督徒、尤太人與穆斯林

  1. 伊斯蘭的興起與擴張

*資料彙編:Al-Andalus 與西班牙的穆斯林文明

  1. 十字軍運動與在東方建立的拉丁王國

*資料彙編:伊斯蘭與十字軍的交手

  1. 地中海地區貿易

*資料彙編:威尼斯共和國 一個海權國家的興起

  1. 東方與西方:對話與交手

*資料彙編:君士坦丁堡轉型為伊斯坦堡:介於兩洲之間的城市

 

以第五章第二節「十字軍與在東方建立的拉丁王國」為例,小節主標題下,就可見到貫穿全節的提問:「十字軍運動有哪些特徵?」

 

《歐洲與世界:從上古至1815年》第五章第二節主頁的第一頁。

資料來源:Europa und die Welt von der Antike bis 1815, p. 96.

 

針對上述的提問,主文敘述共分三點:

1. 地中海,各方勢力不斷交手的地區

(討論9-11世紀,穆斯林與西歐在地中海地區連續的攻防)。

2. 第一次十字軍,以及在東方建立的拉丁國家

(從宗教信仰角度,介紹中古西歐人向來就有不辭艱辛到聖地朝聖的傳統。1095年,教宗宣布,幫助解放耶路撒冷的十字軍參與者,可獲贖罪。

教會四處宣講帶起的信仰熱潮,讓有些「小老百姓十字軍」參與者還沒抵達東方之前,就發生攻擊尤太人的行為。「君侯的十字軍」最後攻下耶路撒冷,但也殺害了上萬名穆斯林。十字軍在東方建立了四個國家)。

3. 一個沒有未來的成功

(面對十字軍帶來的衝擊,穆斯林之間是分裂的,然而「聖戰」的想法也逐漸被重新點燃。面對穆斯林的反擊,西歐一些追求世俗聲名的騎士自行組織了武裝修會。

1187年,庫德族人撒拉丁將敘利亞與伊拉克納入自己的統治版圖後,征服耶路撒冷。第三次十字軍雖有各國君王參與,卻告失敗。

第四次十字軍則在威尼斯的金主領銜下,洗劫了君士坦丁堡。

十三世紀起,十字軍熱潮褪去。1224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Fredereick二世雖透過協商,重新取回耶路撒冷,但這只是為期甚短的成果。

1244年,基督徒再度失去聖城。1260 年組成埃及蘇丹禁衛軍主力的奴隸兵團馬穆留克(Mamluk)取得埃及統治權,並阻擋蒙古西征進逼埃及的威脅。

馬穆留克勢力的擴張,也預告了十字軍運動在1291年結束。)

 

主文敘述的特點

 

綜觀主文敘述,有四個書寫特點值得注意:

1. 強調地中海地區是一個多元勢力爭逐的場域。以此先建立學生對這個地區歷史發展動態的想像。

2. 從宗教信仰傳統如何被刻意操弄,探討何以有些西歐基督徒雖以信仰熱誠參與十字軍,卻做出攻擊其他不同信仰者(尤太人、穆斯林)的殘暴行為。

3. 論述十字軍在近東建立四個國家的同時,積極強調十字軍在行動過程中,對不同信仰者造成的傷害。藉此引導學生省思,歷史上的衝突如何被煽動起來?不再將歷史視為先人光榮事蹟的彙編,更非民族精神教育的工具。

4. 正向價值觀的建立:即便十字軍在近東的軍事行動上,曾有過短暫的「成功」;但教科書編寫者特別以獨立段落的標題強調,那並非可以持之久遠的成功。

綜而觀之,可以清楚看到,這本教科書的撰述,是將歷史的過往與西歐現代史必須勇敢正視的問題連結起來,讓古今進行某種內在深刻的對話。同時,也以歷史的視角幫助學生思考,現代文明的建構,應該避免再犯的錯誤。

 

重要概念 / 歷史小辭典

 

圖9

《歐洲與世界:從上古至1815年》第五章第二節主頁的〈歷史小辭典〉

資料來源:Europa und die Welt von der Antike bis 1815, p. 96.

在第96頁右下角有一個藍色框框,列出九個與主文敘述相關的概念(或可稱為「歷史小辭典」),解釋主文談到的歷史名詞。為了幫助讀者查索方便,筆者將這九個條目譯為中文或英文:

  1. Aghlabids
  2. 伊比利半島的失地收復運動 (Reconquista)
  3. Christian holy sites in the Holy Land
  4. 贖罪 (indulgence)
  5. 十字軍 (crusade):武裝朝聖群體,為了解放或保護聖地而行。教宗允諾這些「帶著十字標誌的人」享有信仰與世俗上的特殊回饋。
  6. 聖戰 (jihad)
  7. 騎士修會 (order of knights)
  8. 十字軍在近東建立的拉丁國家 (crusader states)
  9. Mamluk

 

 

主頁提供的圖片與史料

 

主文之外,主頁教材也提供了五項圖文史料:

 

1. 耶路撒冷市區配置圖。

教科書圖像來源:法國Reims修道院僧侶Robert the Monk (c. 1055-1122) 於十二世紀初為第一次十字軍寫的Historia Iherosolimitana (History of the Journey to Jerusalem) ,此處引用的是此書十三世紀手抄複本的插圖。

Medieval Map of Jerusalem From Robert the Monk's

資料來源:http://ec-dejavu.ru/c/crusade_13.html

2. 十五世紀繪製法國國王聖路易 (St. Louis, Louis IX of France) 在聖地被擄,後來獲釋的圖像。

聖路易在1250年第七次十字軍失敗被擄,付了高額贖金才獲釋。他繼續在近東停駐四年,卻毫無斬獲。1270年他發動第八次十字軍,卻在北非突尼西亞感染疫病而亡。圖像來源:David Aubert, Chroniques des empereurs (Chronicle of emperors, 1462).

資料來源:Europa und die Welt von der Antike bis 1815, p. 97.

3. 地圖:十字軍在近東建立的國家,以及撒拉丁征服的地區。

(筆者註:相關的地圖可參見筆者2015/01/30於《歷史學柑仔店》發表的十字軍文章所附的插圖)。

4. 文字史料:教宗烏爾班二世 (Urban II)呼召參與法國Clermont大公會議的主教與修道院長支持十字軍行動的演說文。

史料來源:參與第一次十字軍、並從此定居在耶路撒冷的Fulcher of Chartres (1059-c. 1127) 寫的Historia Hierosolymitana (History of the Journey to Jerusalem).

Fulcher of Chartres 對教宗烏爾班二世1095年呼籲大家支持十字軍的記載。

與德文史料相同的英譯本:Edward Peters (ed), The First Crusade: “The Chronicle of Fulcher of Chartres" and Other Source Materials (1971) , pp. 52-53.

5. 到耶路撒冷耶穌聖墓教堂朝聖的十字軍圖像。

圖像來源:John Mandeville, Voyage autour de la terre (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 c. 1357-71).

(筆者註:請注意 “crusader” 中譯為「十字軍」在語意上會引發的認知誤差。撒拉丁佔領耶路撒冷後,任命兩個穆斯林世家管理聖墓教堂,此傳統延續至今。

圖中可見站在教堂門口的穆斯林腰間掛著教堂鑰匙。本圖所繪,可見 crusaders 以朝聖者身份(而非中文所稱的「軍」)在聖墓教堂門口,和氣地將錢交給穆斯林管理者,作為進入教堂朝聖的資費。)

 

圖 14

資料來源:http://visualiseur.bnf.fr/ConsulterElementNum?O=IFN-07902215&E=JPEG&Deb=1&Fin=1&Param=C

圖文史料安排的用心

 

從上述五項圖文史料的安排,可以看出三項編纂上的用心:

1. 透過中古繪製的耶路撒冷地圖與到聖墓朝聖的圖像,引導學生了解中古西歐人的世界觀與信仰觀。

2. 透過教宗烏爾班二世的呼召、與十五世紀法國手抄本經書對聖路易在聖地受難景象的描繪,引導學生批判性地思考,如何解讀中古西歐文字與圖像史料,對掌權者發起/ 或親自參與十字軍行動的記載(文字與圖像如何企圖影響觀者的感知,進而產生選邊站的價值判斷)。

3. 地圖:比對十字軍建立的國家與撒拉丁對近東與埃及的征服,培養學生從地緣政治來思考,十字軍建立的國家與撒拉丁統治的疆域,在當時各自面臨的情勢。

 

問題思考

 

針對主頁提供的圖文史料,教科書編者在97頁右下方墨綠色框框,提出四個問題供學生進一步思考:

 

圖15

資料來源:Europa und die Welt von der Antike bis 1815, p. 97.

1. 描述圖一的耶路撒冷地圖。說明為何基督徒要到此朝聖?

2. 根據第四項(教科書誤植為第三項)史料,請自行梳理出,教宗烏爾班二世如何讓人相信,他發動十字軍有合法根據?

3. 根據地圖所示,說明十字軍建立的國家握有哪些優勢?面臨哪些劣勢?

4. 比較圖五對 crusaders(筆者註:注意此處不要用中譯的十字「軍」來理解)的描繪與圖二法王聖路易在圖中扮演的角色。請說明兩幅圖像傳遞的訊息,有何差異?

圖 14圖12

 

 

主頁小結

 

兩個過往有不少歷史恩怨的歐洲國家,透過攜手共寫高中歷史教科書,開始帶領歷史教育往「反省」的方向走。

如本書兩位召集人在前言所述,歷史教學若要跳脫國族主義的意識形態,最好的做法就是帶領學生從不同視角重新審視歷史。透過觀視角度多元的轉換 (Perspektivwechsel),帶領學生去剖析,歷史發展的眾多紛雜線索何以會糾結在一起?同一事件何以會產生不同的認知?

透過這樣的詮釋與探討,德法共同編寫的歷史教科書,就不會淪於只是一本講述兩國歷史的教科書;而是培養學生用批判性的思考,檢視過去兩國各自從國族主義觀點詮釋歷史的缺失何在?進而能用批判性的思考,學習了解其他地區的歷史文化。

這本教科書對「十字軍」歷史的闡釋,主頁部分先從發生原因、行動過程對其他信仰者造成的傷害談起;繼而引導學生省思,即便當時擁有一些「成果」,最後都只是短暫而無遠景的徒勞。

圖12

除了以批判性的思考剖析歷史事件的發展與回顧外,值得注意的也在於,本教科書特別透過第二項圖像資料,引導學生去分析,法國國王路易九世(聖路易)–– 羅馬公教歷來唯一被封為聖徒的國王 –– 1250年在耶路撒冷被俘又獲釋一事,在十五世紀出版的法國帝王紀事繪本中,如何被刻意描繪成法王神聖的受難?

本教科書利用這幅圖像,讓學生學會去注意,中古晚期與近代初期的歐洲史書,如何透過圖像,將世俗王權的鞏固與基督徒為了信仰公義而受難的概念相結合。這項資料的提供,以及〈問題思考〉第四條,要求學生將此圖與第五圖(crusaders到聖墓教堂朝聖)做比較,以此對比來讓學生意識到,國族主義的建構,在過去漫長的歲月裡,是如何透過歷史書寫與圖像形塑,對特定人與事不斷進行神聖化的工作。這也是本教科書在編寫上相當細膩用心、且值得台灣借鏡參考之處。

 

資料彙編:伊斯蘭與十字軍的交手

 

主頁讀完後,翻過來的對開兩頁(頁98-99),主要是從伊斯蘭的角度來看十字軍。另外輔以一則十三世紀初世居伊斯蘭世界的基督徒,如何抱怨十字軍讓他們日子不好過的記載。

這個部份,留待下一篇再談。

 

註釋:

  1. 花亦芬, 〈錯譯的十字軍,被標籤化的歷史 ─「被誤解的歷史重新看」系列(一)〉。《歷史學柑仔店》(2015/01/30) (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5/01/錯譯的十字軍東征被標籤化的歷史.html).
  2. 花亦芬, 〈公民社會如何讓教科書政策走向「去國家化」?〉《歷史學柑仔店》(2014/05/12) (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4/05/公民社會如何讓教科書政策走向去國家化.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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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31

錯譯的「十字軍東征」(crusades),被標籤化的歷史 ─ 「被誤解的歷史重新看」系列(一)

我新發表在「歷史學柑仔店」的文章,歡迎大家參閱:

《錯譯的「十字軍東征」(crusades),被標籤化的歷史》─ 「被誤解的歷史重新看」系列(一)

完整的圖文版原文在此,請點閱:

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5/01/錯譯的十字軍東征被標籤化的歷史.html

https://www.facebook.com/historyforumtw/posts/826097224114951

 

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創傷與二次世界大戰後冷戰對峙的架構,讓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學,習慣從對立的角度詮釋人類歷史。「文明衝突」與「文化相對主義」成為解釋許多複雜歷史事件的「便利貼」,只要先做標籤化的動作,很多紛擾難解的問題,彷彿就可以在大帽子覆蓋下,自動被歸類。歷史解釋變成對意識形態與刻板印象的反覆定義,而非梳理剖析。

習慣「非黑即白」、「非褒即貶」的思考傳統,常常讓我們在討論歷史問題時,缺乏多元觀視的深厚層次感。面對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往往只想知道最簡單的答案:「他是好人還是壞人?」「這件事到底是對還是錯?」

在結構單純、或是威權統治社會,這樣的歷史觀也許還行得通。但是,在台灣努力邁向民主多元的同時,還要面對全球化變遷速度越來越快的世界發展趨勢。在複雜的瞬息萬變裡,我們還能繼續沿用這些制式僵化的詮釋觀點嗎?

這樣進退失據的窘迫,最近明顯表現於台灣媒體與社群網站對巴黎《查理週刊》事件的討論上。「西方霸權文化」成為很多為伊斯蘭弱勢文化抱不平的人喜用的字眼。有些人甚至將基督教與伊斯蘭的衝突,上溯到中學教科書所談的「十字軍東征」。認為西方基督教世界對東方向來就是採取帝國主義霸權的姿態。

「十字軍東征」與《查理週刊》事件是否該合在一起看? 台灣究竟該如何面對西方世界與伊斯蘭產生重大衝突時的國際新聞事件?讓我們從“crusade”這個歷史名詞不該被錯譯為「十字軍東征」,重新來思考這個問題。

在正式進入主題之前,先談“crusade”發生前,伊斯蘭與歐洲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西元750年,伊斯蘭帝國已是跨越三洲的多民族組合

先從大家比較熟悉的歷史事件談起。

西元751年唐朝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在今天的哈薩克Talas與黑衣大食交戰,試圖阻擋伊斯蘭勢力入侵,但卻失敗,史稱「怛羅斯之役」(Battle of Talas)。在此之前一個世代,也就是西元732年,西北非的穆斯林摩爾人(Moors)也一路從西班牙越過庇里牛斯山,直驅羅亞爾(Loire)河岸。結果被法蘭克人「鐵鎚查理」(Charles Martel)阻擋於距離巴黎不到250公里的Tours附近。

換言之,以750年左右的世界史來看,伊斯蘭在當時是向東西兩邊左右同時開弓。跟伊斯蘭作為橫跨亞非歐三大洲的世界性帝國比較起來,唐朝只是一個局限在亞洲的區域性帝國。

組成伊斯蘭帝國的力量,在西元八世紀已是多民族集合體,不只限於阿拉伯人。進軍唐朝的黑衣大食與入侵西班牙及法國的北非摩爾人,人種並不相同,只是在信仰上都屬伊斯蘭。

 

誰是塞爾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

就歐洲基督教世界來看,他們熟知的古文明中心,在七世紀中葉,就已紛紛落入伊斯蘭之手:聖城耶路撒冷於637年被穆斯林掌控;古代著名的圖書館所在地──位於埃及開羅附近的亞歷山卓(Alexandria),642年淪陷了;承繼古波斯帝國的薩珊王朝(Sassanid Empire),也滅亡了(651)。「基督徒」(Christian)這個稱號的發源地、同時也是上古五大主教區之一的安提阿(Antioch),淪陷了;即便當時仍相當富強的拜占庭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也逃不過672-678與717-718年,兩度被穆斯林圍城。[1]

穆斯林雖然控制了近東,然而,在當時伊斯蘭的宗教寬容政策下,零零星星堅持存在的基督教社群,只要按規矩繳納貢稅,仍可繼續保有自己的信仰。像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國家──亞美尼亞(Armenia)以及近東其他零星的基督徒聚落,便是如此。

然而,這個情況到了十一世紀下半葉,卻開始轉變了。

西元1055年,發源於哈薩克的中亞草原遊牧民族塞爾柱土耳其攻下巴格達(Baghdad)。在此之前不久,他們才改信伊斯蘭,屬於遜尼派(Sunni)。[2] 塞爾柱土耳其人不像阿拉伯人那樣,具有長年處理近東多元宗教問題的豐富經驗。再加上亟欲進攻今天土耳其所在地的安納托利亞(Anatolia)高原,以鞏固他們在近東新獲取的統治勢力,因此採取嚴苛不少的管制手段。換言之,新皈依伊斯蘭的塞爾柱土耳其人因為不像阿拉伯穆斯林過去那樣寬容,擅長處理近東多種宗教並存的狀況,遂讓拜占庭帝國與近東基督徒越來越不安。對西歐始終沒有斷絕過的耶路撒冷朝聖者而言,朝聖之路也越來越艱難。

 

中古教宗為何要發動crusades?

就十一世紀下半葉的國際情勢來看,西歐其實沒有與統治近東的塞爾柱土耳其人直接發生衝突的必要。因為受到重大威脅的,是拜占庭帝國。西班牙雖然長期有穆斯林勢力存在,因當時有些區域已發展出穆斯林、基督徒、尤太人和平共處的模式,所以沒有對庇里牛斯山以北的西歐造成太大壓力。[3]

換言之,當教宗烏爾班二世(Pope Urban II)於1095年7月起在阿爾卑斯山以北四處宣講,希望發動今天所謂的“crusade”,拯救拜占庭弟兄免於被穆斯林奴役、並解放耶路撒冷時,其實是運用了話術來打動人心。

簡單來說,教宗要發動的,並非「戰爭」,而是「朝聖」。但那是特殊形式的「武裝朝聖」(armed pilgrimage)。

中古時代,歐洲不乏隻身前往耶路撒冷朝聖的例子。「朝聖」是中古歐洲人熟悉且常做的事,就像台灣有不少人從以前到現在都喜歡到著名的廟宇進香求平安一樣。資源有限的,就到離家比較近的朝聖地;有辦法的,就去羅馬或西班牙西北角的Santiago de Compostela(僅次於耶路撒冷的兩個最重要朝聖地)。羅馬不用說,那是羅馬公教相信使徒彼得與保羅的埋骨聖地,也是許多早期基督徒的殉難地。Santiago de Compostela是西歐基督徒防守穆斯林的前哨站。因朝聖路上常有危險,不時會遇上穆斯林襲擊,因此發展出「武裝朝聖」的傳統。

教宗烏爾班二世正是想發動類似到Santiago de Compostela這種特殊的朝聖模式,號召西歐基督徒前往君士坦丁堡與耶路撒冷。

用當時的語言來說,剛開始的時候,西歐人認為這是教宗號召的朝聖之旅。在歷史文獻上,當時並沒有使用與“crusade”相關的字,而是用拉丁文 “iter”(旅程)或“peregrinatio”(朝聖)。

與“crusade” 相關的拉丁文“cruciata”「以十字為標記」(singed with the cross)直到十二世紀末才出現。在此字之下,十六世紀產生了法文“croisade”(path of the cross)一字。英文的“crusade”是十八世紀初從法文“croisade”借轉過來。換言之,在十八世紀末之前,歐洲文獻的用語並沒有將這些以十字為標誌的事件、及其參與者標籤化為「戰爭」或「軍」的意思,而是維持彈性的中立語意空間,可以承載這個運動涵蓋的各式各樣參與動機及行徑(不論我們現代看來是正面或負面)。

然而,到了十八世紀末,英文的“crusade”多了新的衍伸意涵 : 「對眾人反感的惡事所做的攻擊性反制行動」。[4] 這讓英文字“crusade”開始具有強烈的價值判斷,失去了原本歐陸字源具有的中立開放語意向度。華文世界對世界史的認識,向來倚重英文出版品。在英文語境影響下,“crusade”的中譯直接將讀者帶往「戰爭」或「軍」的基本理解方向。如何好好修正,值得大家一起努力。

 

推薦一部有點像「台灣吧」 的影片:The Crusades – Pilgrimage or Holy War?: Crash Course World History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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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還沒找到對“crusade”更貼切的中譯之前,為了不要造成溝通上的困難,本文暫時沿用「十字軍運動」或「十字軍」這個譯法。但是,筆者要指出,「十字軍東征」是錯誤的翻譯。因為這個運動的目的,不是為了「征服」伊斯蘭。在十字軍運動裡,目標也不是只有向東,而是也有向西針對西歐自己內部的行動。

 

參與「十字軍」的是哪些人?

就實際情況來說,自1095年教宗開始宣講後,一直有自發的個人或團體一波接一波前去耶路撒冷。歷史書上所說的第幾次「十字軍運動」,不是真的就是當時的說法,而是現代學者為了講述重大事件約定俗成出來的習慣。

第一次十字軍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稱為「小老百姓的十字軍」(People’s Crusade)。法國著名的傳道人「隱修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因庶孚民望,他的宣講在短時間內激起熱烈迴響。半年內,就號召了一萬五千名左右的信徒憑著滿腔熱情匆匆上路。但是,缺乏周詳的計畫與裝備,只是一味相信「這是上帝所願」(God wills it),結果還沒走到君士坦丁堡,這支隊伍就已七零八落,狼狽疲倦回到家鄉。「隱修士彼得」的聲望也大為受挫。

第二階段稱「貴族的十字軍」(Princes’ Crusade)。根據目前研究成果可知,參與者介於六萬到十萬人之間。其中有武裝能力的騎士與貴族,大概佔一成。如果以中古西歐每位騎士約有三至五位侍從來算,所謂「步兵」大概有三至五成。其他就是一般沒有武裝的平民百姓與老弱婦孺。[5]

參加十字軍不僅要自費,而且花費驚人。從西歐到耶路撒冷,路程超過三千公里。徒步而行,不可能樣樣從出發地帶齊,而需要備足盤纏,以便一路上購買基本飲食用水。然而,浩浩蕩蕩一大群人遠行,往往遇上的是前不著村、後不巴店的荒漠小販。當一大群人都想吃飽喝足,物價水漲船高不僅避免不了;情況非常悲慘時,在野地裡餓到吃人肉也發生過。

對騎士與貴族而言,他們還需要供應馬匹吃草飲水所需,也得照顧隨從的基本需求。因此,上至貴族下至庶民,參與十字軍的人,不僅要隨時有喪命的打算,也免不了得典當鉅額家產,以準備應付天價的開銷。

從這個角度來看,就很值得來問,為什麼大家還這麼熱衷參與?這不是傳統從政治「擴張」與「殖民」可以解釋得通,而是與「宗教信仰」有關。

宗教改革之前的羅馬公教,基本上是一個體制化的宗教。信徒如果要得到永生救贖,必須去做教會認可的特定行為來「積功德」。「功德」分大小。最容易積功德、快速得永生保證的,是棄絕塵俗,進入修道院,專心禱告。然而,對有世俗責任的人(包括貴族與君王)而言,這畢竟不是人人可為之事。

教宗為了鼓勵大家參與到耶路撒冷的武裝朝聖活動,剛開始在法國宣講時,提出回饋條件:參加者如果自覺有犯各種信仰上認為不妥的「罪」(sins),向神父告解後,可得赦免。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那是一個沒有網路、沒有電視、印刷術也尚未發明的時代。一切的訊息,主要都靠口語傳播。教宗的訊息透過不同宣講者一路往下傳,在第一線面對各種平民百姓的宣講者,為了增加自己宣講的熱烈迴響度,有不少人自行加碼大放送「參與回饋禮」。因此,有不少民眾以為,只要參加到耶路撒冷的朝聖,就可獲得永生救贖的保證。在朝聖途中喪命的人,還可直接登入「殉教者」(martyr)之列。

當時的西歐是階級分明的社會。能夠透過參與此朝聖,超越階級社會帶來的種種轄制,直接與「救贖」與「永生」連結,可以想見,一般人雀躍相迎的熱烈情況。對貴族而言,雖然他們不一定跟教宗關係良好,但是透過參加十字軍,累積日後能永得上帝庇佑的美譽與功績,對當時人而言,也是非常值得投入的壯舉。

由於路途危險,所費甚多,教宗原本希望只由具有戰備能力的騎士與貴族參加。然而,教宗宣講的訊息傳開之後,西歐社會響應的人潮,卻不限於騎士與貴族。許多平民百姓、老弱婦孺,尤其渴望立即解脫生命困境的貧病交纏者,紛紛踴躍加入。對此,教宗雖然大傷腦筋,卻無法開口澆熄這股好不容易點燃起來的信仰之火。

 

介於「聖」與「俗」之間的中古教宗

本質上,十字軍是為了樹立教宗至高獨一的威權而發動。十字軍與一般朝聖或宗教戰爭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十字軍是由教宗發動,或至少必須得到教宗的許可與祝福。參與者行前必須發特別的朝聖者誓願(pilgrim’s vow),有些人還會輔以禁食禁慾。每人外袍臂膀上都要縫上十字作為記號。

為何中古教宗想要樹立絕對威權?這牽涉到中古羅馬公教與現代大不相同之處。

「教宗」與「世俗世界」的關係,1870年是最重要的分水嶺。這一年,義大利統一為一個國家。對十九世紀下半葉的義大利人而言,長期讓義大利無法統一的主因是「教宗國」(Papal States)的阻撓。義大利透過統一,將「教宗國」從一個具有世俗統治權的國家,轉變為只具備羅馬公教全球信仰領導中樞功能的「梵蒂岡教廷」(Vatican City State)。

面對義大利統一後提出「教宗國」轉型的要求,教宗原先並不願意。直至1929年,義大利政府才與教廷簽訂協議,讓存在超過一千年的「教宗國」(754-1870)卸下種種世俗權力,轉變為一個沒有軍備、沒有自己經貿功能的特殊「國家」。名稱也由「教宗國」改為「梵蒂岡教廷」。

換言之,從754年查理曼(Charlemagne)的父親丕平(Pepin)將羅馬及其東北地區的土地攻打下來,送給當時的羅馬教宗開始,所謂「教宗國」其實與一般世俗國家無異。我們不妨把「教宗國」看成政教合一的國家,而教宗就是這個聖俗兼備政體(polity)的統治者。然而,當時歐洲主要還是原住民部族各擁其主、獨立自治的世界。已經接受基督教的地區,比較大的城鎮各有自己的主教,並不受他人管轄。當時的羅馬教宗,頂多只能說是被視為大哥的羅馬主教。

「教宗」真正成為整個羅馬公教的共主,能夠整合日耳曼民族大遷徙後,西歐各地分裂為許多小政體的情況,要等到九世紀初。查理曼為了讓自己打造起來的帝國,在信仰文化上有一致的規範,下令所有教會禮儀與信仰問題爭議,全部以羅馬教會為依歸。如此一來,羅馬主教在實際運作上,才真正成為普世的「教宗」(pope的拉丁文“papa”意為「父親」)。

所以,我們不能從今天「教廷」與「教宗」純粹作為羅馬公教信仰領導者的角度,批評中古「教宗國」統治者會發動十字軍。而應了解,當時「教宗」的身份具備政教合一的性質;「聖」與「俗」之間,界線沒有今天那麼清楚。

 

西元1000年的西歐,誰來領新時代的風騷?

西元800年左右,查理曼以法蘭克王國為基礎,短暫地為西歐打造了有中央共主的統合世界。在他過世後,他的三個孫子於843年將查理曼帝國分割為三,此後又產生更多細小的分裂。在此情況下,西歐不僅再一次進入各自為政的小國分立狀態,也成為外力易於馳騁之地。

自九世紀中葉直到西元1000年左右,由北南下的斯堪地納維亞人(史書通常誤稱為「維京人」。其實viking只是行業,意為「出海討生活」)、由東南歐而來的馬札爾人、以及在北非的穆斯林,將西歐與中東歐視為他們呼嘯而過之地。當時的西歐,不僅與「西方霸權」一點都沾不上邊,與東邊富強的拜占庭及跨越三洲的伊斯蘭世界比較起來,反而最弱勢。

這種狀況一直到十世紀末,當斯堪地那維亞人與落腳在匈牙利的馬札爾人接受基督教化,西歐才開始有休養生息的機會。

自十一世紀起,西歐的經濟開始復甦,城市生活日漸繁榮。這樣的榮景,也激起有志者想要獨領時代風騷的企圖心。

 

教宗出手了……

十一世紀西歐新的榮景,誰來作新共主,領新時代的風騷?

長期以來,軍事力量微弱的羅馬教宗,一直靠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保護。有關這個部分,就牽涉到教宗為何會與「既不神聖、也非羅馬、更非帝國」(伏爾泰語)的「神聖羅馬帝國」,有這麼多中古史上「政教之爭」的愛恨情仇。

何以教宗一直願意(有時甚至是主動)為「德意志王」加冕,使其成為具有聖俗共融意義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簡單來說,就是雙方條件交換的結果。教宗為「德意志王」加冕,讓他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而皇帝則有保護教宗的責任。因為義大利半島面對地中海上各種兇狠勢力的爭奪,教宗勢單力薄,並不足以自行捍衛教宗國的安危。

然而,既然中古教宗身兼宗教領袖與世俗統治者,面對十一世紀西歐新局,過去一直仰賴他人保護的教宗,當然想藉此良機,好好壯大自己的實力,以儘速脫離經常被皇帝牽著鼻子走的困境。

1054年,教宗開始下第一步棋了。

他遣派特使到拜占庭帝國,希望促成東西教會合一,以羅馬教宗為共同領袖,確立教宗在泛歐基督教信仰上的至高領導權。然而,此舉讓向來尊重地方信仰自主、有重大爭議則交由大公會議(council)裁決的拜占庭東正教深感不安。最後雙方不歡而散。合一沒有達成,反而互相將對方代表開除教籍,造成「東西教會大分裂」(Great Schism)。

1071年,拜占庭帝國再次遭伊斯蘭入侵,皇帝被擄,於1073年向新上任的羅馬教宗格里哥七世(Gregory VII, pope 1073-1085)求援。然而,格里哥七世只想擴張在西歐的教權,正忙著跟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鬥爭,無暇顧及拜占庭戰事。

拜占庭隨後因新皇帝Alexios I Komnenos 領導有方,暫時解除了塞爾柱土耳其人的威脅。1099年,Alexios I Komnenos眼見時機正好,於是致函新上任的教宗烏爾班二世(Urban II),希望他能派遣西歐援軍,協助驅離塞爾柱土耳其人,讓拜占庭局勢更安定。

教宗烏爾班二世眼見這是讓他在西歐做領頭羊的大好機會,不僅同意出動援軍,且將目標延伸到收復聖城耶路撒冷。

然而,教宗如何說服西歐人響應?同為世俗權力爭奪的對手,很難指望西歐各國君王會樂意相挺。出身法國克呂尼(Cluny)修道院的烏爾班二世,於是回到阿爾卑斯山北方,自1095年7月起,到處宣講。

第一次十字軍的發生,說穿了,就是積極想在泛歐建立絕對威權的「羅馬教宗」與新皈依伊斯蘭、亟欲穩固自己在近東統治勢力的「塞爾柱土耳其人」之間的強碰。

 

從「地緣政治」看拜占庭皇帝如何接待十字軍?

對拜占庭皇帝而言,夾在十字軍與塞爾柱土耳其人之間,他要確保的是,不能讓拜占庭利益受損。他雖想要驅離塞爾柱土耳其人,卻不想被西歐與地中海世界合縱連橫的複雜關係連累。當響應教宗號召的幾位法國貴族浩浩蕩蕩帶著人馬往君士坦丁堡靠近時,原先有求於羅馬教宗的拜占庭皇帝,此時卻刻意擺足了姿態來接待。

拜占庭承繼古羅馬帝國統治法統,是當時世界上存在最久的帝國。對西歐或伊斯蘭世界而言,君士坦丁堡也是近東地區閃耀著古老文明璀燦光芒的世界級大都會。拜占庭皇帝很清楚表明,他是以「皇帝」之尊接見來自西方的「臣下」。

為了不讓法國貴族對他造成威脅、卻又能為他所用,拜占庭皇帝決定以個別接見的方式,面會前來的法國貴族,不讓他們彼此間有聲氣相通的機會。而拜占庭的輝煌華美,震懾了所有前來的十字軍參與者,這也在無形之間,烘托了拜占庭皇帝高高在上的姿態。

 

第一次十字軍何以能攻下耶路撒冷?

不論武裝配備與軍事技術,十字軍並非塞爾柱土耳其人的對手。當時西歐貴族與騎士為了長途跋涉可以隨時上下方便,選擇個頭比較小(體型像驢子)的馬匹來騎乘。然而,在這樣的劣勢下,第一次十字軍何以能在近東一路攻下古城Edessa, Antioch (安提阿),並在耶路撒冷建立王國?

說穿了,是利用穆斯林之間的衝突矛盾。

統治近東的塞爾柱土耳其人屬於遜尼派,他們與統治重心在埃及的什葉派之間,競爭激烈。1098年十字軍攻打安提阿之前,便與埃及Fatimid統治者協定,一起對付塞爾柱土耳其人。十字軍打的算盤是,打下安提阿後,請當時控制巴勒斯坦的埃及統治者歸還耶路撒冷。卻沒想到遭拒。所以1099 年6月只好以急行軍的行動,趁耶路撒冷沒有防備,快速將其攻下。

1099年十字軍佔領耶路撒冷,在此建立耶路撒冷王國(Kingdom of Jerusalem)。表面上看起來,好像真的讓十字軍相信,此行確是上帝所願。然而,在荒漠裡,這個短暫的成功,其實沒有未來…..。

 

第二次十字軍:耶路撒冷得而復失

第一次十字軍的成果,讓西歐君王開始垂涎。第二次十字軍就在法王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親自統率下出發。

面對西歐大陣仗出動,拜占庭皇帝很擔心。他怕法王與在義大利西西里半島的親戚羅傑二世(Roger II, Norman King of Sicily)聯手,對拜占庭另有所圖。因此,選擇淡默不理。

第二次十字軍是由世俗君王出兵統率,宗教束縛力薄弱,紀律敗壞。此行不但沒有達成目的,許多人也不再相信此為「朝聖」。

西歐君王在第二次十字軍碰上的對手就是撒拉丁(Saladin)。1181年,他征服信奉什葉派的埃及,並繼續擴張在伊斯蘭世界的統治版圖。

撒拉丁出身信奉遜尼派的伊朗庫德族,並非阿拉伯人、也非土耳其人。他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將敘利亞與埃及納入自己的統治疆域,主要是靠寬大的心戰策略。也就是說,對於他想要攻下的城池,採取寬和的圍城戰略,承諾城內居民,只要願意投降,事後會善待他們。就是這樣的寬大政策,讓到了近東的西歐人對撒拉丁充滿讚揚,在文獻裡紛紛記載他是滿富恩慈、懂得原諒的統治者。相較之下,當時阿拉伯文獻對這位庫德族人的記載反而偏少。究其原因,撒拉丁雖以對抗西歐基督教英雄自居,但他主要的力氣其實是耗費在征服埃及、敘利亞、巴勒斯坦與兩河流域北部等伊斯蘭地區。以撒拉丁的戰力而言,對付十字軍,只須牛刀小試。

阿拉伯人開始力捧撒拉丁,要到十九、二十世紀才開始,如有些現代研究所稱“the Muslim rediscovery of Saladin”。[6] 但是,對這個部分的解讀要特別小心。當賓拉登(Osama bin Laden)把自己喻為「撒拉丁再世」,[7] 就像前美國總統小布希說,他發動對抗911恐怖份子的行動是“crusade”一樣。[8] 政客很會利用標籤化的歷史,讓群眾不自覺選邊站,而不去細究衝突發生背後複雜的成因。對操弄者而言,讓群眾落入對立叫陣的圈套,以意識型態正當化自己的選擇,是鞏固領導聲威最輕省的捷徑。

 

第四次十字軍釀了大禍

1187年,撒拉丁將耶路撒冷自基督徒手裡重新奪回,讓西歐感到震驚。為了收復聖城,遠自斯堪地那維亞與新接受基督教的東歐,全歐各地都有人加入第三次十字軍。英國國王獅心查理(Richard the Lionheart)眼見群眾被激起的宗教熱情難以善後,1191年6月一抵達東方,便透過當地貴族與撒拉丁的兄弟al-Adil展開磋商,建立與撒拉丁之間的聯繫管道。然而因法王眼紅,從中作梗,遂使得說服撒拉丁歸還耶路撒冷一事,要再等三十幾年才實現。

第四次十字軍,新上任的教宗Innocent 三世打算走水路,一舉攻下埃及,直接掐住伊斯蘭的命脈。為此,教宗向威尼斯訂了大型船艦。最後卻因手頭拮据,無法付清帳款,讓傾全力造船的威尼斯人大為光火。

與教宗撕破臉後,1202年,威尼斯人決定自己發動十字軍,推翻了十字軍行動必須得到教宗許可的傳統。

1203年8月,以威尼斯為首的十字軍從君士坦丁堡外的港灣放火燒一座清真寺,火苗在強風吹送下,引發君士坦丁堡最繁華、人口也最密集地區的大火,造成難以挽回的重大損失。在此之前,君士坦丁堡原有五十萬居民,此後每況愈下。至1261年僅剩約三萬五千人左右。1204年,十字軍乾脆推翻拜占庭皇帝,自行在此建立拉丁帝國(Latin Empire)。此舉不僅讓君士坦丁堡更加一蹶不振,也埋下東西教會至今仍必須耐心清理的芥蒂。

 

聖方濟實在看不下去了……

按照重大事件發生順序來講述,會造成一種錯覺,以為十字軍如同現代軍隊。其實,我們很難將歷次十字軍視為目標完全一致的行動;而且每個參與十字軍的人,各自可以接受的行動極限也很不同。如上述所言,有些人懷著宗教熱誠隨著有武裝護衛的君侯出發。走著走著,卻發現同行的人參與的動機不同。有人滿懷虔敬,有人夾雜著對世俗利益的濃厚興趣。有人可以為了英雄主義,不惜開戰;有人則受不了路上所見種種背離信仰之事,半途折返。

眼見收復耶路撒冷這個信仰命題越來越被世俗利益扭曲,第四次十字軍後,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開始積極呼籲西歐人不要再以信仰之名,與近東穆斯林爭奪。然而,卻得不到正面回應。聖方濟眼見自己的苦勸不被搭理,1219年,排除一切艱辛前往埃及會見蘇丹Malik al-Kamil (撒拉丁的姪子),希望雙方停戰。蘇丹al-Kamil也耐心聽完聖方濟的傳道。在互動過程中,蘇丹個人的內涵與伊斯蘭信仰展現出來的宗教靈性,讓聖方濟留下深刻印象。因此在離開時,他呼籲,居留在伊斯蘭世界的基督徒,在政治上,應順服穆斯林統治。雙方為十字軍喧嚷爭亂的歷史,留下沈靜邁向宗教和解的歷史典範。雖然,在大部份史書裡,這個部分經常被略而不談;或是從中古教會可以接受的觀點,做了不一樣的詮釋。[9]

 

十字軍運動不應被簡化為「東征」

朝聖混合著軍事行動,不僅讓十字軍成為西歐史上最被誤解的歷史之一,也讓這段歷史常常被視為過往東西方相遇所有不愉快經驗的源頭。

然而,既然十字軍是為樹立教宗威權所設,就不應忽略,西歐向來就不缺乏挑戰教宗威權的人。權力帶來腐化,十一世紀起,教宗努力樹立威權,當然教會也就免不了愈趨階層化與腐化。十三世紀反對羅馬教會越來越世俗化的著名宗教團體,可以舉在義大利與法國西南部活躍的「純淨教派」(Carthars,在法國亦稱Albigensians)、與在法國里昂(Lyon)興起的「瓦爾多教派」(Waldensians)為例。這些教派雖然在核心教義上與羅馬公教有出入(例如,純淨教會認為耶穌只是「靈」,而非肉身),但他們倡議信徒彼此之間享有比較平等的關係,棄絕鋪張華美,重視教育,有些也允許女性講道。因此在民間得到許多迴響。面對歐洲西南部這些與羅馬教會唱反調的團體,十字軍也被派上場來對付。因此,十字軍也有向西的行動,而非只是向東。

教廷為了合理化自己打擊「異端」的行動,在西歐加強進行各種宣講,點燃信徒維護「正統教權」的熱情,以鞏固教宗威權,並遮掩十字軍一路走來的糊塗帳。

一般民眾受到激昂有力的講道重新鼓舞,也認為,十字軍之所以失敗,正因為後來的行動幾乎被世俗權貴濫用,庶民的參與太少。然而,耶穌愛的是平凡小民,而非掌權者,所以平民百姓應該奮起,自行組織十字軍。

在重新被熊熊燃起的宗教激情裡,西歐各地庶民自行號召了許多「十字軍」,希望捍衛教宗領導權。因此有些還特地跑去攻打純淨教派。在史書裡,這些林林總總的庶民宗教起事,後來被戴上一頂嘲諷的大帽子,統稱為“Children’s crusade”。這也是一個很容易誤導的歷史名詞。“Children”在此處真正的意涵是「不懂事」、「不成熟」、「胡鬧」,[10] 就像中文所說的「兒戲」那樣。

不只不該用「東」「西」來簡化十字軍的行動方向,我們也應從多元角度來看十字軍行動後,某些後續發展。

就以耶路撒冷為例吧!

第一次十字軍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國。事成之後,大部份人選擇回鄉,少部分人決定留在耶路撒冷定居。根據現代學者研究,在此定居的西歐人以法國人為主,因此阿拉伯文獻向來稱十字軍為「法蘭克人」(the Franks),而非「歐洲人」或「基督徒」。到了後期,耶路撒冷城人口總數約十二萬,貴族與騎士大約只有六、七千人,其他是農民。雖然在城中,法蘭克人的地位最高;但由於人口稀少,鼓勵鄰近地區的基督徒與穆斯林移民,政策上採宗教寬容。根據十二世紀下半葉制定的法律(Livre au Roi),耶路撒冷王的封臣將自己的采邑託管後,可以到他處的穆斯林宮廷服務。換言之,東西方透過歷史時空下特殊的遇合,開始探索如何互相了解與共處。[11]

當撒拉丁與塞爾柱土耳其人從歷史舞台消逝後,鄂圖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s)在近東崛起。西歐與穆斯林在時有武力衝突爭勝中,卻在文化上,留下彼此遇合後,創作心靈昇華出的藝術永恆。

 

達文西想跳槽到君士坦丁堡為土耳其蘇丹工作

讓我們換個角度,從文藝復興藝術來看東西文化遇合吧!

對西歐而言,在政治軍事上,十字軍運動猶如當時加長版的政治八點檔,被新崛起的西歐掌權者用來作為誇耀自己,在國際舞台上可以呼風喚雨的秀場。但結果卻以歹戲拖棚收尾。

在文化上,西歐人到達東方後,接收到許多不同文化的刺激。風塵僕僕返鄉後,擺落掉長途行旅風霜,有些人開始將旅途所見,反饋到對自己鄉土新文化的創造上。法國中古哥德式教堂利用幾何圖形設計出繁複的玫瑰窗,有可能就是來自伊斯蘭圖飾的影響。義大利文藝復興更企圖從不同角度,透過揉和古希臘羅馬、希伯來文化、阿拉伯文化與基督教文化,創造兼容並蓄的新文化。

受到義大利文藝復興的震撼,十五世紀鄂圖曼幾位著名的蘇丹,也喜歡請文藝復興藝術家為他們創作。

1479年,當時威尼斯最知名的畫家Gentile Bellini 受威尼斯共和國政府任命,前往君士坦丁堡,為剛滅亡拜占庭帝國、新建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蘇丹Mehmed二世(Mehmed the Conqueror)畫像。目前藏於倫敦國家畫廊的Mehmed二世半身像,很可能就是當時留下的作品(多處在十九世紀被重繪)。這幅畫裡,雖然蘇丹的衣著與窗沿的掛毯散發著伊斯蘭風情,但蘇丹側身像的畫法是仿照古羅馬錢幣上的統治者圖像。在佈景與構圖上,將Mehmed 二世置於居高臨下的拱廊窗台,則依循西歐中古宗教圖像繪製聖徒與君侯的模式。在文藝復興畫像成就刺激下,鄂圖曼宮廷對畫像的接受度更為開放。

蘇丹Bajazet二世登基後,1502年達文西寫信給他,希望到君士坦丁堡的蘇丹宮廷任職。達文西提出一個橋樑設計圖,希望為君士坦丁堡外的金角灣(Golden Horn)內港,建造一座可以比擬古代的巨型橋樑。這座橋樑的設計稿還在,只是當年土耳其蘇丹認為達文西的設計太大膽,不敢付諸實現。達文西的構想,直到2001年才以縮小版的形式,興建在挪威首都奧斯陸。

 

近代西歐與伊斯蘭

隨著交通工具與溝通媒體越來越發達,這個世界相互之間的關係也越來越被層層交錯的複雜網絡串聯。除了刻意打造的壁壘外,對歷史的解析越來越不能從意識形態的分類下手。

進入近代之後,西歐與穆斯林也非一直處在敵對狀態。1530年代,歐陸進入法國與西班牙哈布士堡王室(House of Habsburg)兩雄爭霸的局面。法王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為了對抗勁敵哈布士堡王室,便曾與鄂圖曼土耳其蘇丹蘇里曼一世(Suleiman the Magnificent)結盟。

西歐一直要到十七、八世紀之交,才真正脫離近東穆斯林在軍事政治上帶來的威脅。1683年,維也納再一次嚐到被鄂圖曼土耳其圍城兩個月的苦楚。如果從七世紀算起,今日我們所謂的西歐,不管從西邊的西班牙、或是位居地中海要衝的羅馬,曾長達一千年不斷面對實力強大的伊斯蘭鄰居。

到了十九世紀,英法進入帝國主義時代。面對政治利益的計算,國際關係更非意識形態可界定。英法曾在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聯合鄂圖曼土耳其一起攻打信奉東正教的俄國。

凡此種種,都讓我們看到,用「東西對抗」或「文明衝突」這樣的詮釋模式來解釋歷史,不但不能幫助我們對人類歷史有確實的理解與反省;反而讓後起者落入過去所設下的認知牢籠,無法大步往前邁進。

 

標籤化過去複雜的歷史,只會讓未來更複雜

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信仰內涵一致、行動方向也完全相同的宗教。在一頂大帽子下,涵蓋著許許多多不同的教派與信仰個體。從單一化的角度去認知不同族群的遇合,而忽略地緣政治、利害競合、文化交融在歷史發展上真正走過的路,往往是讓簡化的片面認知,加深更多的誤解。這樣的做法,不但沒有讓歷史學走向引領獨立思考之路,反而讓未來葬身在過往層層佈下的認知迷障裡。

歷史問題「去標籤化」,不僅是台灣民主政治多元發展重要的功課,也是現代史學應該努力的方向。

此外,歷史上有許多「政教合一」的現象。如何更精確地講述這些現象的特質,也是重要的課題。在人類實際的歷史經驗裡,「宗教教義」與「現實」之間的互動,不僅層次多元複雜,而且也經常互相扭曲。這個問題不僅限於一神教,其實也出現在西藏佛教、以及「儒教」與中國政治傳統的關係上。

當達賴喇嘛希望終止運作了近五世紀的轉世制度,讓西藏走上民主化,[12] 正在面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種種挑戰與衝突的我們,該怎麼看他對藏傳佛教未來的思考?

連結到1219 年,聖方濟在第五次十字軍期間,以一己之力前往埃及與撒拉丁的姪子會面,希望出於世俗計算而被奮力激起的群眾宗教熱情能被好好平息。如果說:「誰掌握了過去,誰就掌握了未來;誰掌握了現在,誰就掌握了過去。」(喬治歐威爾語,《1984》)對這個被以前歷史書寫一再塵封的過往,我們又該如何省思,在英雄與掌權者的話語權之外,像聖方濟這樣淡泊名利、卻真誠關心人類心靈平安的人曾經付出的努力,如何不被滾滾歷史煙塵埋沒?

 

 

[1] Kevin Madigan, Medieval Christianity. A New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103-104.

[2] Thomas F. Madden (ed), Crusades.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5), pp. 34-35.

[3] 相關史料參考:Olivia Remie Constable (ed), Medieval Iberia: Readings from Christian,
Muslim, and Jewish Sources. 2nd edition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4]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item “crusade”: “An aggressive movement or enterprise against some public evil, or some institution or class of persons considered as evil.”

[5] Thomas F. Madden, The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d,
2013), Ch. 2.

[6] Carole Hillenbrand, The Crusades: Islamic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Ch. 8.

[7] Pepe Escobar, “The Second Coming of Saladin” (Asian Times, May 18, 2007).
http://www.atimes.com/atimes/Middle_East/IE18Ak01.html

[8] Graham Maddox, “The ‘Crusade’ Against Evil: Bush’s Fundamentalism,”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 49,3 (2003): 398-411.

[9] 參見:Paul Moses, The Saint and the Sultan: the Crusades, Islam and Francis of Assisi’s
Mission of Peace (New York: Doubleday Religion, 2009).

[10] Thomas F. Madden, The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Ch. 6.

[11] 有關這個部分中文資料可以參考:Simon Sebag Montefiore著,黃煜文譯,《耶路撒冷
三千年》(台北:究竟出版社,2013年)。

[12]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4/09/140909_tibet_china_dalai-lama_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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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亦芬 / 錯譯的「十字軍東征」(crusades),被標籤化的歷史 ─ 「被誤解的歷史重新看」系列(一)
引自歷史學柑仔店(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5/01/錯譯的十字軍東征被標籤化的歷史.html)

2015-01-16

我的專欄

Filed under: 心靈小記,歷史教學研究 — 花 亦芬 @ 13: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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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十四日特地早起,為台北市的高中老師演講。這不是我第一次為高中老師上課,卻是我以他們的困難為出發點,重新設計演講的新嘗試,所以講題訂為〈被誤解的歷史怎麼教?– 以 Crusades 為例〉。演講後大家熱情的反應,以及希望能有一個園地來幫助他們對世界史有比較深廣的了解,讓我決定透過這個專欄,與台灣的歷史教育一起前進。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嶄新的世紀,數位化革命將我們帶到一個新的階段。在歷史上,只要溝通媒介發生重大變革,人類社會勢必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翻轉。印刷術帶來宗教改革,彩色電視帶來六八學運,社群網站帶來三一八公民運動。只要是變革,都會有正負面各種不同的衝擊與效應,我們應該學會更加多元地看待各種新事物的發展,因為大家都沒有經驗。二十一世紀基本上的問題,是必須清理十九世紀遺留下來的許多包袱 — 那些後來引發兩次世界大戰的種種因素– 並在斷垣殘壁中重新找到出路。如何超越十九、二十世紀意識形態與種種衝突所留下的對立,重新看到建構和平與幸福的新方向,需要對過去走過的路有更開放多元的釐清。因為許多新的可能(好與不好)都急切地在探索新的出路,我們的確是走在一條無法完全以過去經驗為判準的路上⋯⋯

「以史為鑑」不一定可以再知興替,但是歷史書寫與歷史教育本身卻一直在許多迷思與誤解上進行。這些迷思影響著我們對現今許多困局的理解與判斷。如果不好好梳理這些詮釋上的糾結,我們無法以健康開放的心態去思考,前路到底可能在哪裡?反而比較容易被不知不覺中承繼的扭曲知見絆倒。過去所犯的錯誤,不是現代人的責任;但是,活在此刻的我們,如果不好好清理過去錯誤詮釋歷史的盲點,以至於年輕世代繼續被誤導到死胡同,那就是我們的責任。

2015-01-15

揮別性別文化意識形態的二十一世紀史學新思維––瑞典國立歷史博物館怎麼做?

Filed under: 性別與文化,歷史教學研究 — 花 亦芬 @ 21:43:01

請點閱原文連結:

http://kam-a-tiam.typepad.com/blog/2014/10/揮別性別文化意識形態的二十一世紀史學新思維.html#more

 

 

揮別性別文化意識形態的二十一世紀史學新思維––瑞典國立歷史博物館怎麼做?

花亦芬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 現代史上,逞強的男性出了什麼事?

2014年,轉眼走到了年尾。從台灣來看,今年發生好多事。從三一八學運到餿水油風暴,以迄目前仍在激烈論辯的性別平權與多元成家法案。雖然時序近冬,但台灣社會還有許多攸關未來發展的重大事件正在進行。大家似乎並不打算讓2014年再如過往幾年那樣,只能無奈地任人偷走。

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今年也是歷史上重要的一年。有些事與台灣自身處境相仿,受到許多關注。例如,蘇格蘭在九月舉行了三百年來第一次住民自決公投,以及目前仍在進行的香港佔中行動。但是,也有一些重大事件,因與台灣沒有太直接關連,以至於我們的學界或媒體並沒有給予同等份量的注意。例如,烏克蘭危機與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一百週年紀念。

在歐美,重新檢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可說是今年史學界最重要的議題;而相關的論述,也經常被與當前的俄國情勢及烏克蘭危機放在一起討論。這兩年來,透過許多專書出版,西方學界對一戰爆發的經過做了與過往大不相同的檢討,也帶動了更有啟發性的詮釋觀點與討論問題的態度。

大體而言,有別於以往將戰爭責任完全歸咎於德國,一百年後的今天,歷史學者更傾向於去檢視,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所以會爆發,當時的歐洲五強(英法奧德俄)究竟是如何在互動?以這兩年出版的眾多相關新書中被最高度評價之一:劍橋大學歐洲近現代史教授Christopher Clark 所著的《夢遊者:1914年歐洲何以邁向戰爭之路》(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為例,Clark就指出,不應以找出代罪羔羊的詮釋方式,包裹式地解釋一戰的發生。他認為,一戰的爆發,並非肇因於同盟國與協約國兩個敵對陣營互相挑釁的結果。反之,兩個陣營都是非常脆弱的結盟。根據統計,盟友之間簽訂的白紙黑字協議,被履行的比例大概只有25%。在爾虞我詐的氛圍下,表面上同陣營的人,互信基礎極為薄弱,誰也不敢確定所謂的盟友到底是敵是友? 而正是這種深切的不確定感,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揮別性別文化意識形態_02

Christopher Clark, The Sleepwalkers: How Europe Went to War in 1914 (New York: Harper, 2013).
Clark在閱讀大量書信、備忘錄與回憶錄後發現,當時主宰歐洲政治的男性(全都是)在決策時,幾乎陷入同樣的性別文化思維框架,經常使用類似的語彙來描述自己面臨的困境。他因此提出一個概念:「強逞男性雄風所引發的危機」(crisis of masculinity)。雖然一些書評對這個概念並不完全認同,但是,Clark的用意卻是想藉此指出,1914年歐洲五強領導者,雖然各自對當時國際情勢做過所謂的理性權衡與評估,但最終卻因難逃本位主義,更擔心自己若不硬撐出強者姿態,隨時會有顏面無光的危險。結果就紛紛像被無端夢寐所牽引的夢遊者般,雖然自認處處小心,但卻在無法看清前路的情況下,讓國家捲入戰爭的泥淖。

Clark提出「強逞男性雄風所引發的危機」這個概念,是有感而發的。對照第一次世界大戰在盲昧逞強的狀況下爆發,Clark 在出書後受訪時,不斷提出警告。 [1] 他認為,目前我們所處的世界局勢,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夕那樣。而喜歡逞男性雄風的政治人物,就像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那樣。在Clark看來,普丁在心態上還活在十九世紀的男性統治者性別文化想像裏,許多方面都只想靠逞狠鬥猛來維護自己的強者/強國尊嚴。

強逞男性雄風出了什麼問題?Clark並非認為懦弱、意志不堅的政治領導人是好的。他書中所指的那些喜歡誇炫陽剛之氣的掌權者,問題出在,為了顧全自己的顏面,不斷用硬撐、硬拗的偏執手段,掩飾個人意志上的軟弱,以讓大家相信他的確是個「勇者」,而非「懦夫」(in an obsessive desire to triumph over the ‘weakness’ of one’s own will, to be ‘a person of courage’, […..] rather than ‘a person of fear’.)。 是這種性別文化的意識牢籠作祟,讓男性決策者假理性之名行事,但卻越來越往意氣用事的方向暴衝。而且當重大問題發生後,並無法放下身段圓融解決。

從「性別」觀點看世界史與個人,在歷史詮釋上,並非新的。然而,過去的作法比較放在女性主義思維對男性宰制現實的抗議與抗衡上(例如《女人的世界史》一書);在大眾媒體呈現上,也比較傾向於女性在世界大戰期間默默承受的苦難(例如日劇《櫻子》)。Clark論述一戰爆發經過的切入點,卻是跳脫傳統「父權思想」與「女性主義」對立的二分法,改從男性如何陷入男性自身的性別意識牢籠,以至於思考底線變成不願意「輸人輸陣」。但卻因此讓自己身陷困境無以自拔,最後連整個國家與世界都跟著捲入世界大戰的悲劇當中。

 

  • 從歷史研究角度看「男人真命苦」?

「男人真命苦」是很多成年男性的口頭禪。然而,二十一世紀可不可以讓這樣的悲嘆消失?

重新看待性別議題,不只是學術研究的問題,也牽涉到二十一世紀如何突破十九世紀留下的「國族主義」思維。「國族主義」基本上是架構在父系繁衍基礎上的思想,強調具有一定血緣關係的人,就是種族文化的承載者,因此也必須成為繼續傳承共同文化的行動者。國家被想像成一群在父系血緣關係上,有一定程度連結的種族共同體;而且,為了延續種族永續存在的「神聖使命」,有血緣關係的人,不管意願如何,絕對不可彼此分離。

然而,現代學術研究卻清楚告訴我們,所謂「種族」或「民族」,其實只是想像的共同體。 [2] 在古代,即便是生活在相近地區的人,也不能直截了當論斷,他們一定就有近親血緣關係。也許因為貿易接觸或交通往來,他們的語言產生一些互相影響的現象,甚至有所謂「共通語言」(lingua franca)的出現。但學者並不能因此就證明,這些使用共通語言的人群源自同一祖先;或是同一祖先對這些上古人群而言,具有無比重要的意義。在現代考古學家對早期日耳曼文化研究上,處處可以見到,在詮釋與推論上的小心謹慎,不讓過去建構在古羅馬父權主義思維上的傳統認知,繼續理所當然地宰制現代學術研究。 [3]

過去對早期日耳曼的研究主要都是根據羅馬上古史家的資料而來,但是這種古羅馬中心論的史觀(或所謂地中海史觀)已經被現代研究推翻了。推薦兩本值得參考的專書。
古羅馬思想傳統,不就是西方的傳統嗎?喔,喔,這真的要小心!我們的教科書在這方面錯得還滿嚴重的。就像漢族文化並非中國文化的全部,更非台灣文化的全部。別忘了,歐洲原來也是各種原住民居住的世界。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說,去年有一個台灣也有報導的有趣新聞:〈考古大烏龍:王子其實是公主〉,[4] 就是義大利考古學者拿古羅馬的性別文化觀來詮釋伊特拉斯坎人(the Etruscans,義大利半島另一個原住民部族)的墓葬,結果把長矛視為男性文化象徵物,珠寶視為女性文化象徵物。經過骨質分析,卻發現完全錯置了。

西方經過二十世紀上半葉種族主義帶來的重大災難,近幾十年來教育努力的方向,就是擺脫國族主義帶來的遺害,強調公民社會的多元價值。今年九月,蘇格蘭公投採取住民自決原則,而不採取血緣認定原則,就是相當值得注意的成就。

 

  • 當瑞典人不再以勇猛的維京人後代自居……

今年暑假,筆者在瑞典進行短期考察研究,剛好遇上斯德哥爾摩的國立歷史博物館(Historiska)舉辦維京特展(Vikings)。 [5] 這個展覽的策展出發點,簡單講,就是要破除瑞典人是維京人後代的「血緣臍帶想像」。換句話說,透過這個展覽,瑞典國立博物館想傳達一個重要的訊息:作為現代國家,瑞典追求的價值,並非建立在國族主義之上。而且不要忘記,瑞典真正的原住民是Sámi人,而非所謂的維京人。

斯德哥爾摩這個維京特展開宗明義告訴觀眾,所謂Viking,是一種遠洋出海討生活的「行業」,而非「人種」。史書常將西元700-1100年間的斯堪地納維亞歷史稱作「維京人時代」,並非正確的標籤。當時斯堪地納維亞地區大部分居民其實是農民、獵人、手工匠,而非遠洋出海的「維京人」。即便比較常出海做貿易營生的北歐人,也不是一年到頭都在海上go viking,而是有時也會回家耕牧做農人、或做手工業。換言之,從國族主義的角度,將現代瑞典人、丹麥人、挪威人視為維京人後代,是有相當大的誤解。應該說,這四百年間,斯堪地納維亞的居民,有時會出海去當Vikings,而整體來看,這些人在歷史上確實的行徑作為,也非都是那麼勇猛、所向披靡。

當然,這樣的誤解其來有自。因此,展區的第一部分便展出十九世紀以來的一些海報與圖像,告訴觀眾,維京人的概念是在十九世紀末為了順應歐洲當時風起雲湧的國族主義思維,才在短時間內被強力建構起來的。自此直至納粹時代,這個概念不斷被有心人操弄,以為不同的威權政治文化服務。

考古實物配合實景模型與嚴謹製作的多媒體影片,這個精心規劃的展覽從生活與社會文化各層面,深入介紹維京歷史。然而,最令筆者驚豔的,更是在走出特展展場後,前往史前史常設展的銜接通道上,與另一個精心安排的思考區相遇。

 

  • 進入時空任意門:瑞典博物館教育如何關心性別與家庭議題?

銜接通道上,一塊說明板讓我停下腳步,靜靜細讀起來。越讀越感動。

說明板上寫著:「你剛從維京特展出來,對那個時代而言,『出外』與『相遇』是重要的事。或許你已發現,當時的人與現代人的差別,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大。許多我們現在會問的問題,當時人也在問。例如『我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你正站在一個銜接通道上,在一個時空之旅的旅程中稍事停歇。每一扇門上都有一個任何時代的人都會問、對歷史上所有的人都重要的問題。這部分的史前史是根據這些問題組織起來,但也是有關歷史知識如何借助考古學幫助而建構起來的。」

他們提出來的問題有哪些?

第一個問題【你從哪裡來?】:「是上帝創造的?是從別的動物演化來的?還是如北歐神話與許多千年前的雕刻所顯示,與麋鹿、海豹及水禽連結在一起的創生起源有關?」

第二個問題【你往何處去?】

看板上寫的內容很有思考引導性:「出外旅行時,我們跨越不同的邊界。今日所見的邊界,古時並無,這些也非絕對或永恆的邊界。有資源、也有機會的人,帶著好奇心環遊世界,認識世上萬物以及過往沒有學過的東西。但是當難民來到一個新的國家,彼此陌生雙方的遇合,卻往往不令人那麼興奮。這個銜接區展示的,是過去旅人出外時留下的印跡,以及人與人遇合時的一些見證。【…】今日的瑞典是經歷無數出外探尋與遇合後所得的結果。希望透過這個銜接區的展示,你開始有興趣去省思自己的世界觀,省思生命、他人與你自己。」

第三個問題【你的世界有多大?】:「地平線的彼端是什麼?區隔『在家』與『離家』的界限劃在哪裡?你心目中的世界長什麼樣?未來看起來可能會如何?是你的責任嗎?」

第三個問題【你的世界是以什麼方式組織起來的?】

入門處看板寫著:「這些東西是誰的?博物館為何用這種方式展示?東西如何被分類?這樣的分類方式如何影響歷史?」

另一個看板則提出進一步的思考引導:「你在尋找屬於自己的歷史嗎?考古學家創造了史前史,並將之整理分類,以典藏圖錄記載之。博物館的典藏與展示,正反映出博物館外的世界如何看待這些文物。我們目前所認知的各種疆界,在史前時代並不存在。然而,在我們的庫房裡,這些被發掘出土的文物,卻依發掘時所屬的現代行政區域與教區被分類典藏。我們依照不同的分類標準來展示一些典藏品。這樣的分類方式可以達到什麼目的?會影響到我們的詮釋嗎?」

第四個問題【誰在述說關於你的歷史?】

入門處的看板寫著:「我們該將歷史運用在哪些地方?歷史能提供我們觀點來理解『今天』嗎?誰有權支配歷史?」

另一個看板則寫著:「同樣的文物或同樣的事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展示。關鍵在於,由誰來述說這個故事?今天有一些群體利用歷史強化他們的認同,史前時代的群體認同是什麼樣子?活在現代的我們有辦法發現並了解其中的運作嗎?試圖透過史前史研究來追溯不同文化的源流,這種研究法是否可行?或者是重要的?不同的學者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第五個問題【宰制你生命的是什麼?】:「誰決定你該做什麼?上帝?市場?外力?家人?或是你自己?目前的情況是你所願的嗎?為了達到你想要的,你可以捨棄什麼?」

第六個問題【你是誰?】:「你怎麼看自己?別人又怎麼看你?何謂『人類』?不同時期的畫像對身體與臉部表情的刻劃非常不同。人們特別希望擁有哪些特質?大家會選擇展示哪些部分?是誰在決定哪些部分該被展示?我們常透過與動物互相比較,來定義人類是什麼。但我們卻也用動物的特質來形容某些人類的性格特徵,或有時拿人類的特質來形容動物。」

最後一個問題【你跟誰同住?】

門口的看板上寫著:「何謂家庭?誰決定什麼叫『正常』?什麼叫『不同』?何謂男性?何謂女性?從何時起可以說一個人成為成年人?」

另一塊看板寫得更有啟發性:「爸,媽,孩子,這種家庭觀存在於史前嗎?所有人都是依照這種模式生活嗎?現代社會還有多少人是按照這樣的型態在生活?我們所在的社會決定了何謂『正常』。我們是否知道,那些無法配合這種理想模式的人,到底如何生活?在史前時代,每個人都被社會接受嗎?何謂男性?何謂女性?從何時起可以說一個人是成年人?我們今天的價值觀是否影響到我們對這些史前文物的詮釋?」

 

  • 建構多元性別文化,讓我們回到「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點

瑞典國立歷史博物館不算是歐洲觀光客熱衷朝聖的博物館。今年夏天他們卻以深具批判性思考的方式,推出一個讓參觀者可以靜靜檢視歷史知識與個人認知關係的美好展覽。這個策劃得極為用心的展覽所提供的,不是國族文化意識形態裡的「黃金時代」;反之,卻用深具啟發意義的提問,鼓勵觀眾看過展覽後,自己進一步思考,歷史學與考古學作為建構之學,在詮釋上,可能產生的盲點;而我們又該如何警覺這些盲點會出現在何處?

令人讚賞的,也在於這個展覽傳遞的訊息:國家並非由同一祖先的後代建構起來的,而是不同人群遇合後一起攜手打造出來的結果。在這樣的認知上,瑞典國立博物館放棄十九世紀國族主義看重的課題,不再認為明確去定義一個國家的歷史文化根源是必要的事。反之,他們放棄傳統思維框架,不再以維京人自居,不再陷溺在彪悍的海上武士歷史迷思裡;更不認為男性雄風所追求的強者形象,是自己國家文化需要看重的價值。取而代之的,是對建立符合人性社會真正的關懷。他們認為,生態環保、民主多元、性別平等、尊重人權等普世價值,才是一個健康的國家在永續發展上應該追求的目標。

僵化制式的性別文化觀不僅讓生理上不是異性戀的人,長期以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與歧視;僵化制式的性別意識型態牢籠,有時也讓一些自認為是「正常人」的人,給無數無辜的人帶來世界大戰的摧殘之苦。

性別文化平權的多元建構,不只是法律權利的問題,其實也攸關到世界和平的建構。

如果男性不再被要求時時要能擺出輸人不輸陣的「男性本色」,女性不再擺盪於電影《窈窕淑女》裏的奧黛麗赫本與唐代武則天兩個極端之間,大家共同回到「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點;也由此出發,在理解異性的同時,也接納傳統「男」與「女」狹窄定義下所沒有照顧到的其他性別。如此一來,我們不僅幫助處在困境中的人走出枷鎖,我們更接納了自己。大家重新回到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點,互相善待,而不再一起作為傳統性別文化觀宰制下的被綑綁者。

 

 

[1] 相關訪談參見:http://www.npr.org/2013/04/23/178616215/stumbling-into-world-war-i-like-sleepwalkers; http://theglobalobservatory.org/interviews/707-are-we-sleepwalking-towards-war-interview-with-chris-clark-.html.

[2] 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時報出版,2010 年)。

[3] 相關研究介紹參見: http://www.h-net.org/reviews/showrev.php?id=11262.

[4] https://tw.news.yahoo.com/考古大烏龍-王子其實是公主-000618744.html.

[5] http://www.historiska.se/home/exhibitions/vi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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