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亦芬專欄






         在歷史與藝術文化裡遠眺星辰

2016-11-18

我的大學生涯與台灣的八〇年代

Filed under: 心靈小記 — 花 亦芬 @ 23:23:38

我這一生如果有一個跟大多數人不一樣的生命經歷,那就是我讀過兩次大學。第一次是1983-1987年在臺大歷史系就讀;第二次是自1989年起,在德國科隆大學從大一起重新讀大學,直到獲得藝術史博士學位。這兩次讀大學的經驗很不同。但是沒有在臺大四年累積出來的旺盛求知慾,德國求學十年的歲月,大概很不容易以著破釜沈舟的決心,耐心完成漫長艱辛的學術訓練過程。

大學時代的我

大學時代的我

自小因為酷愛文學創作,不管是親友或是自己,大概都覺得,文學創作應該是我這生會走的路。剛進臺大歷史系時,也因此並沒有立志要當學者。很幸運的是,大一大二時的系主任蔣孝瑀老師,是當時政治文化氛圍下,在思想上難得非常開闊通達的師長。我依然記憶猶新,洋溢著英國紳士風采的他,在對我們大一新生的開學談話時說,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懂得「快樂」。沒有誰比誰高尚,人與人之間因為互相敬重而能建立友誼,是讓自己可以真正快樂的要素之一。

大學四年,因為種種不湊巧,我沒有機會修到蔣孝瑀老師開的英國史。反而是在畢業後,留在系上當助教那兩年,才有機會旁聽他的課,也開始跟他有天南地北閒聊的機會。蔣老師特殊的家世背景並沒有讓他懷抱大中國思想,反而非常支持台灣往民主化的方向發展。在當時,這讓他承受了不少壓力與攻訐,但也讓我在他身上真正看到知識份子不刻意張揚的風骨、見識、與淡泊。在威權政治統治期間,他沒有走向著作等身、博取學術榮耀的路。但在1987年夏天解嚴後,台灣政治處於轉捩點的關鍵時刻,他是真正啟發我深刻去看到,台灣民主發展難以迴避的艱難歷程;而我又該如何用平常心一步一步往自己認為有意義的方向邁進。

大一新鮮人階段令我印象深刻的師長,還包括當時的校長虞兆中先生。剛進台大時,我有時會一大早就到學校晨讀。天氣好時,就坐在椰林大道上讀書。印象最深刻的是,曾經很幸運地被虞校長遇過兩次。他一大早走在校園裡,看到我坐在椰林大道上讀書,很親切地走過來,問我在讀什麼?讀後有什麼想法?小大一早晨讀書被校長遇見,啊,除了很驚喜外,能有兩次機會跟他當面談自己讀書的感想,是很大的鼓舞啊!這兩次偶遇也讓我日後對虞校長有著很不一樣的記憶。感念他願意走在校園裡,實際了解學生真實的求學情況,也真切地關心大學新鮮人如何摸索著走上知識學問的路。

大四時選修哲學系張柯圳老師的「西洋美學導論」與「黑格爾美學」,則紮實地為我打下西方美學理論的基礎。張老師早年留學德國,西方古典語文基礎極佳。他雖然因為當時台灣的經濟環境限制,沒有辦法在德國長期奮戰到獲得博士學位;回國任教後,也不求在當時黨國體制控制下(尤其是台大哲學系事件發生後)的文學院環境與人爭鋒求榮。但在當時,願意下苦功好好讀書的學生都知道,在臺大,如果真的想進入西洋古典哲學的堂奧,按步就班跟著張老師讀書,是最好的入門之道。

張柯圳老師上課時,非常沈浸在專心講課的思緒中。不但沒有一句閒話,除了回答學生提問外,也不會刻意跟學生有什麼互動,分數給得相當嚴。這種類型的老師,今天在台灣的大學校園應該是很難生存。我在大四上時,他開「西洋美學導論」,講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與尼采的美學;下學期則開「黑格爾美學」。我很認真地修了這兩門課,仔細讀了張老師指定的所有閱讀教材,並整理出一本條理相當清楚的筆記。兩個學期的美學課修下來,張老師都給了我他難得給出的高分。張老師的肯定讓我很雀躍,對自己可以讀進西洋文化裡深奧的思想作品感到有一種信心。但是,張老師的課真正讓我感到深深受益,則是等我到德國讀書之後。在德國求學的過程中,很常閱讀到、或需要處理到跟美學思想相關的論述。過去上張老師課打下的良好基礎,讓我碰到相關問題時,都能沒有阻礙地理解或參與討論。這讓我更深深感謝這麼一位不媚世討好的良師,在當時的台灣,為了培育下一代,默默堅持的付出。

在臺大讀大學四年期間,整體而言,我雖然翹課不少,但是花在總圖與文學院圖書館讀書的時間極多。寒暑假期間,扣除掉旅行以及與朋友聚會的時光,幾乎每天都到學校圖書館讀書。我從大二修了兩門藝術史的課後,對這門知識產生極大興趣,因此自行安排了有系統的深讀計畫。除了閱讀厚重的西洋藝術史專書外,也將中國古籍裡的畫論與畫史仔細點讀過一遍。此外,還開始跟外校美術系的老師習畫,每週固定上課直到出國留學才停止。

在學校讀書時,我極愛舊總圖散發著昏黃閱讀燈光的氛圍。文學院圖書館因採開架式,更便於盡情瀏覽館藏所有的西洋藝術史與文化史書籍。當時的台灣,西文原裝書還不是很多,原文書有不小比例其實都是書商盜印來的。我因常借內有彩印圖片的西文原裝書閱讀,還記得有一次借到被文圖的館員擋下。當時我指著書底封面上黏著的借閱單說:「這些書都是可以外借的啊!」她的回答實在很奇妙,但在相當程度上卻也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台灣對學習西方歷史文化不自覺自我設限的心態:「這些書裡面都花花的(意指有不少彩印圖片),弄丟了怎麼辦?很少人借這種書讀,放在圖書館裡面保管就好,你為什麼要一直借?」

應該是看到當時的文史學習環境大體上仍缺乏高等教育對廣闊世界的探討應有的開放,我在大三下學期開始思考準備出國留學。自小在家看爸爸讀德文,對這個看起來很複雜的語言一直懷有高度興趣。大二起,跟隨外文系鄭芳雄老師學德文,一路學得非常順利、愉快。大二、大三上完中高階文法後,大四接著上鄭老師在外文系開的「德國文學作品選讀」。他是我在大學時期修課修最多的老師。鄭老師在慕尼黑大學完成學業後,又到奧地利待了幾年才回國任教,對台灣當時的政治文化有不少語帶詼諧的批判。在解嚴前他的課堂上,我開始意識到,二戰之後的西德文學家如Günther Grass, Heinrich Böll等人,如何透過對歷史與社會現況的反省批判,辛苦摸索著如何讓德國走出跟過去不一樣的路。

為了等候外子(當時的男友)完成台大博士資格考前必須修畢的課程,好一起到德國,大學畢業後,我先留在系上當了兩年助教。這兩年期間,除了有機會去旁聽蔣孝瑀老師的英國史外,也讓我有機會與張忠棟老師、鄭欽仁老師及張秀蓉老師有比較多接觸的機會,十分感謝他們對我的照顧與愛護。教美國史的張忠棟老師在1987年7月擔任「台灣大學教授聯誼會」第一任理事長。當初這是他與台大有志為台灣民主自由付出的老師一起籌組的校內團體。適逢解嚴之初,當時政治情勢仍相當緊張、渾沌。剛好那時我開始在系上擔任助教,張忠棟老師私下拜託我,每次教授聯誼會利用學校午休時間開會時,到場幫忙做會議記錄。就這樣,我從旁靜靜地看著解嚴後為台灣民主發展出力甚多的「台大教授聯誼會」最早期的發展。

解嚴前後,台灣政治氛圍在充滿拉力之中,快速地產生質變。這也反應在不同朋友個人生命歷程的轉變上。大一那年,聽一位想要參加學代會長選舉的朋友說起,自己如何面對國民黨校園黨部試圖搓圓仔湯,要他退選讓賢之事。聽了真是讓人睜大眼睛,非常訝異才大二的他,竟然就親身體會到威權體制下權力佈局的現實。

低我一屆,跟我很談得來的學妹林滴娟,則被一位台灣著名的女權運動前輩驚嚇到。這位前輩出於偏袒私己的想法,親口要求她,日後應做好相夫教子的工作,不可謀求自我發展。這讓滴娟受到很大的刺激,開始積極走上反抗權威的路。這位從雲林來的女孩,原本過著極為單純的校園求學生活。然而有一天,她突然告訴我,已經參與政治活動好一段時間了。1989年,鄭南榕自焚時,她在臺大發起靜坐活動聲援。當時快要離開台大助教工作的我,雖然提醒她要注意自身安全,但是心裏也很清楚,這位當年帶著一臉羞怯北上求學的女孩,已經為自己的人生做了選擇。到德國後,陸續從中文報紙上得知,1994年滴娟以28歲青春之姿選上高雄市議員,成為議場上活躍耀眼的反對黨新生代;然而,四年後,她卻不幸在中國遭到綁架喪生。滴娟的英年早逝,除了讓我震驚難過外,也對台灣社會習以為常的大老文化有很深的感慨。

比滴娟再小一歲的汪平雲,則是在我當助教的第一年從數學系重考進入歷史系就讀。他是個相當聰敏、又有豐富思考批判力的青年。因為比一般歷史系新生成熟許多,有空時常喜歡找我聊天。當時我總覺得,這樣有理想的聰明人,日後應該會為自己撐開一大片天空來揮灑。2002年,我剛從德國學成歸國兩年多,很訝異地在新聞媒體上看到被視為「外省第二代」的他步入政壇工作的消息。當時心裡想,後來又轉系念哲學、接著又改念法律的他,會走上從政的路,一定是有深切想要改革現實政治的決心。雖然很久沒聯絡了,但在2007年從電視快訊上得知他突然過世的消息,心裡仍感到非常不捨。為台灣失去一位正直、又勇於實踐理想的人才感到惋惜。

這些就是八〇年代的台灣帶給當時在台大生活了六年的我,生命記憶裡的一些難忘的切面。一方面我在知識與書本裡,觸及到一個浩瀚的世界,終而下定決心離開台灣,到德國從頭好好學習他們的治學之道。但在另一方面,我也知道,台灣本身就是個波瀾壯闊的世界,而且連動到八〇、九〇年代全球許多國家一起走向讓威權政治解體的時代大浪潮。

1987年6月13日當我畢業那天,椰林大道上洋溢著快樂的畢業氣氛。當時誰也沒想到,一個月之後,7月15日,台灣突然宣佈解嚴。同樣令人難以預料的,則是在兩年之後,也就是1989年6月,當我正要告別助教工作,前往德國讀書時,中國發生了六四。那年台大畢業典禮那天,跟兩年前大不同,椰林大道上掛滿了白布條,為了聲援天安門前大批無辜犧牲流血的中國大學生。

1989年9月24 日當我抵達西德的科隆讀書,萬萬沒想到,一個半月後,11月9日,柏林圍牆竟然倒塌了。走過台灣八〇年代的風起雲湧,當我在德國的九〇年代重新開始讀大學時,整個中東歐進入另一個捲起千堆雪的歷史巨浪中。

青春不是一本匆促的書。我跟自己所屬的一些「五年級」世代的朋友,在八〇年代台灣成長的經驗,讓我們對可以就事論事、大家平起平坐好好講理的民主自由台灣,懷有一種願景,希望我們所摯愛的家鄉,不要一直停留在被「偉人化」、「英雄化」、「大老化」的少數人之私心不斷輪流壟斷的老路。雖然一路走來,幾位曾經相惜的好友提早殞落,但在我心中,他們當年勇於思考批判、勇於走出舊框架的青春煥發,仍不斷紀念著我們一起成長時曾經有過的共感。而我個人,從台大出發,選擇了一條人煙較少的長路走,徐徐而行繞了很大一圈重新回到台大,在校園許多角落裡,經常想起,在八〇年代不知不覺中與台灣根本上的大翻轉相遇的點點滴滴。

相遇的也是過去三十年的時光,但不是難再重拾的心境。生命的如歌長行,不在於仰賴年輕時不顧一切快速拾得許許多多來囤積,而在於學會翦除自己心中難免會浮現的壁壘,免得它們抵擋愛、抵擋自我挑戰、抵擋將心胸敞開,終至陽光很難再照得進來。

八〇年代曾在臺大仰望過美——藝術的美,文化的美,台灣民主自由煥發的美。三十年後,則是低下頭捲起袖子來好好做事,好好教書,好好寫書——為了三十年前曾經那樣深情地仰望過美,懷想屬於台灣可以開朗地走向世界的,廣闊深邃。

 

原文刊於:《台大校友雙月刊》108期(2016年11月),頁17-21。

原文連結:花亦芬:我的大學生涯與台灣八〇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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